恶性肿瘤是危害人类生命与健康的较为严重的常见病、多发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世界每年死于恶性肿瘤的达430万人，约每10人中有1人死于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人类三大死因之一，按目前发病趋势估计，到2000年全球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到800万人之多。

加强恶性肿瘤防治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全球性卫生战略问题。

恶性肿瘤也是威胁我国人体健康较为严重的疾病之一。

据统计，每年约有100万人发病，死亡70～80万人，每分钟有1．5人死于恶性肿瘤。在上海，每年死于恶性肿瘤为2．25万人左右，平均每天62人死于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上海市民第一位死因，相当于每死亡的4人中有1人死于恶性肿瘤，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已跃居全国第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恶性肿瘤被视为“不治之症”、“绝症”。经过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探索，特别是近20年来卓有成效的强化研究，恶性肿瘤防治取得了长足进步，治疗效果已有了明显改进。在美国恶性肿瘤的治愈率已达到50％左右，在日本甚至治愈率还要高一点。在我国，Ⅰ期子宫颈癌、乳腺癌、胃癌和食管癌的治愈率平均在90％以上，早期绒毛膜上皮细胞癌和早期睾丸精原细胞癌的治愈率已达到或接近100％，即使是“癌中之王”的肝癌，现在也有可能治愈，早期微小肝癌5年生存率已可达70％以上。

恶性肿瘤能否治愈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遗憾的是恶性肿瘤起病潜隐，初期症状或无特异性，或与原发慢性疾病症状相混淆，极易误诊和漏诊。拿肝癌为例，肝癌早期往往无症状，甚至肝癌瘤体直径达到4～5cm时，病人仍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一旦出现症状，又常已非早期，手术切除的机会甚少。据70年代初全国12省市的3254例原发性肝癌调查，能作手术切除的仅占其中5％。这是因为90％以上临床肝癌都合并肝硬化，限制了肝癌手术的肝切除量，如果瘤体过大，难于手术切除。另外，肝癌易肝内播散，肝内播散一旦形成，就无法切除。而早期肝癌，瘤体较小，即使合并肝硬化，只要肝功能尚在代偿期，一般也能手术，而且早期肝癌在瘤体外面往往有一包膜，在包膜未被瘤体突破之前，肝内播散的机会很少，手术切除率高，治愈率也高。肝癌如此，其他恶性肿瘤也是这样。

降低恶性肿瘤病死率的关键在于提高恶性肿瘤早期发现率。近年来，不少医疗单位组织体检队，深入工厂、农村开展健康检查，试图从受检对象中早期发现恶性肿瘤。上海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对1985～1987年上海市12个区52家工厂16万余人健康检查资料分析结果发现，采用健康检查办法每检出1例恶性肿瘤耗资4．42万元，若以每检出1例早期恶性肿瘤病人计算则高达19万余元之巨。如此高额耗资是我国目前经济情况难以承受的。70年代初起，我国医务工作者在上海、江苏和广西等肝癌高发区，开展过检测甲胎蛋白的肝癌普查工作。至70年代末，仅上海一地，受检人次达300万以上，检出早期肝癌病例300人，这些病例大多获得手术机会，治疗效果甚佳，开创了我国“小肝癌”、“亚临床肝癌”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但是，这种普查工作，有两大显著缺点，一是高投入，低产出，难以推广。以上海为例，在自然人群中肝癌检出率仅14/10万，即7000人中只能查出1例肝癌，耗费大而效益低。其二是肝癌病例中约30％甲胎蛋白阴性。采用单一甲胎蛋白检测普查肝癌，容易造成漏诊。80年代我国肝癌防治工作，从对自然人群普查，转移到对40岁以上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者或慢性肝炎患者等肝癌高危人群的监护，肝癌检出率从14/10万提高到501/10万，较自然人群普查检出率高34．5倍。另外，监护方法从单一甲胎蛋白检测，改为与B型超声波联合检测，基本上解决单一甲胎蛋白检测所造成漏诊问题，从而建立肝癌高危人群监护较为理想的方法。

恶性肿瘤高危人群监护，是目前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低投入、高产出和早期发现恶性肿瘤行之有效的方法。经过反复实践，目前对肝癌、胃癌、乳腺癌、肠癌、食管癌和宫颈癌等七种恶性肿瘤已经制定了监护的高危对象和方法，为恶性肿瘤防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傅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