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奉（220～280）

董奉，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区”。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董氏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轻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汉未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其籍贯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后魏高湛《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近代对王氏是否任晋太医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尚未有定论。

王氏著述《脉经》厥功甚伟，还为整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作出贡献。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次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增入他自己编选的内容：如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最后包括《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补，与其所编《脉经》时的相应篇章核对，可资佐证。

由于王氏编次《伤寒论》，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誉之者认为张仲景之学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来，认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毁之者则责备王氏把张仲景原著之本来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得窥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亦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者那样，完全已非本来面目。

除以上有关脉学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王叔和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王氏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三、皇甫谧（215～282）

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绳池县附近）。其曾祖是汉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谧时，家境已清贫，而他幼时也不好读书，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于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林亿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参军，后来退出仕途，专事炼丹、医药及著作。由于他涉猎很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几乎无所不及，从而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哲学家，尤其在炼丹化学、医学等方面，成就显著，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学家之一。他所遗留的著作：医学方面主要是《肘后备急方》；哲学、炼丹、养生方面的则是《抱朴子》，分成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前者主要论述炼丹，后者则是有关伦理道德的哲学著作。

葛洪博览群书，他的治学态度是博采百家之说，他曾说：“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抱朴子·自叙》）他的这种态度在医学上表现犹为明显，十分重视其前代各医家的宝贵经验，所谓“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无化……近将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调查，俾能“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他明确提出”诸后作而胜于前事”，“古书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乎伐猎其中”（《抱朴子·钧世》）。并宣称“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书无黄帝仓公和鹊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肘后方序》）。的确，在《肘后方》一书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现。他十分注重实践，不仅亲自实践炼丹的过程，对种种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观察和亲自治疗。在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进行“目验”，反对“信耳而疑目”。这也是他在医学实践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对医学问题，不是局限在简单的验方单方治病方法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从哲学的高度，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医学。在诸如人体、疾病、治疗、预防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论述。

葛洪对人体患病的原因，认为“风冷与暑湿不能伤壮实人也”，“体己素病，因风寒暑湿而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抱朴子·极言》）。这是对人体精神、肉体关系与对疾病发病的辨证关系的透彻的论述。《肘后方》明确提出“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抱朴子·杂应》）这只能在深入具体实践，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区，要求简便验廉的治疗方剂方法，并明确提出这个方剂的疗效及疾病的预后。在许多方剂之后都附有“验”、“佳”、“立效”、“差（瘥）”等。他摒弃用贵重药、大方、如对伤寒，他没有照搬麻黄、桂枝、青龙、白虎、四顺、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个应急的易得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己须买之者，亦皆草百贱价，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这种医疗风气，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纪）

曾在刘宋初期任大医令，并奏准设立医学。似此，则当为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于针灸术，著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明堂》三卷，《侧偃人经》、《本草》和《药方》等，另有《脉经》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溢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

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据记载，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在养生方面，有《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在本草学方面，除上述者外，还有《药总诀》等。

陶弘景在医学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医药并不分家，是本草学家，在医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著有《效验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学科如天文历算、养生学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据称还制有“浑无仪”，可惜已无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详）

为南朝时齐梁间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并为讹字，据《南史·王僧儒传》称，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该书虽佚，但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八、于法开（生卒年不详）

晋代医家，剡县（今浙江嵊县）人，精于医术及佛释之道，据《绍兴府志》载·于氏曾于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针术治难产，须臾胎儿娩出，范行准氏认为此为我国羊膜之最早记录。《隋志》载有于氏所著《议论备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公元五世纪）

南北朝时期北魏医家。字思祖，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其父李亮，曾学医术，李修与其兄元孙均习医。李修医术在其父兄之上。后投奔刘宋，精究医术，有所长进，针药并重，疗效甚佳。病者预后，所言多验，曾任太医令，并奉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计百余人在东宫撰《药方》百余卷，后佚。卒后曾赠封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

一作甘睿之，履贯及生平欠详。据《隋书·经籍志》载，甘氏所著有《痈疽耳眼本草要草》、《痈疽部党杂病疾源》及《疗耳眼方》。看来，甘氏实为六朝时期外证及耳鼻喉方面的医家，当时耳目外证似已有专门著作问世。

十一、褚澄（公元五世纪）

褚澄字彦道，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于南齐建（479～480）中拜为吴郡太守，后官至左中尚书。据《南齐书，褚澄传》载，澄医术高明。褚氏著作两种，即《杂药方》二十卷及《褚氏遗书》，前者散佚；后书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间刊行。是书共十篇，分述受形、本气、平脉、津液、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其要旨用阐发人身气血阴阳的奥义。书中对五运六气之说，抱有不同见解，认为“气难预测，故疾难预定；气非人为，故疾难人测”，因而其“推验多奸，而拯救易误”。书中特别提出对僧尼寡妇之疾，必需与妻妾之辈有所区别，不能一视同仁，要考虑其特殊的精神困素，后世有疑此书为宋人伪托者，《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但此书内容有其精华处，后世医家常加以采用。

十二、徐之才（492～572）

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各医，出身世医家庭，其先祖为徐熙，南朝丹阳人，人称“东海徐氏”。熙之子徐秋天，秋夫子徐道度及徐叔响，皆以医著名。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及同族徐謇，亦皆以医名。后徐謇因故为北朝所俘，终于入仕北朝。徐之才系徐文伯之孙，徐雄的第六子，人又称徐六，也为北朝所俘。而仕北魏，官至西阳王，故又有徐王之称，徐之才字士茂，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十三被召为太学生。他医术高明，在北地名声很大，所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尤其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故而有人把后世之十剂归于徐之才所创。此外，徐氏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另外，徐氏还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药对》，惜均已佚。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