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医学在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发展尤以两宋之成就最为卓著，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

一、死亡与尸体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

(一)尸斑及其成因：《洗冤集录》最早认识到尸斑(血脉坠下)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特点：“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激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

(二)腐败的性状：《洗冤集录》最先科学地描述了尸体腐败的性状，指出首先在两胁、瞻前肉色微青(尸绿)；其后口鼻内有恶汁流出，蛆出，通身胖胀，口唇翻，两眼突出(巨人颜貌)，疱疹起(水泡形成)；遍身皮肤青黑(血红蛋白浸润)，皮肉一概消化，骸骨显露(白骨化)，并明确指出腐败的迟速受季节、地区乃至年龄、尸体胖瘦等的影响。

(三)浸软儿：《洗冤集录》最先提出死胎与腹外死婴的鉴别法：“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谈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血萌软弱就是今日所说的浸软儿，早在七百年前我国已经发现浸软儿是腹内死胎的特征，

二、机械性损伤检验方法的进步

(一)刀伤的生前死后：《洗冤集录》最先以出血和组织收缩两个标志作为刀伤生前死后的鉴别点，指出生前刃伤有其痕肉阔、皮肉紧缩、皮缩骨露、血荫四畔、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等特点，而死后刃伤则肉痕齐截、被割处皮不紧缩、血不灌荫、肉色干白。

(二)骨折生前死后的鉴别：《洗冤集录》指出生前骨折的特征是“原被伤痕，血粘骨上，有干黑血为证”，“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在血荫不清时，提出在红油雨伞遮掩下验骨的方法，是现代红外线检查法的先声。

(三)致内伤的确定：《洗冤集录》提出了以损伤部位与损伤强度结合判定致命伤的方法，提出的致命部位有：“顶心、囱门、两额角、两太阳、喉下、胸前、两乳、两胁肋、心腹、脑后、乘枕、阴囊、谷道。”等，但并不是伤着这些部位就死，还要结合损伤程度来考虑。

三、机械性窒息鉴别方法的进步

(一)缢沟：《洗冤集录》对缢沟的特点作了科学的描述：一般长九寸至一尺左右，起于喉上或喉下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并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八字不交”是缢沟的重要特征，绳索的性质地影响深度：“用细紧麻绳、草案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索沟的颜色一般是紫赤色或黑郁色，有血荫；死后缢痕色白，无血荫，《洗冤集录》正确指出脚到地、膝跪地、病卧于床等各种体位均可缢死，在非典型位置自缢，其溢沟的经路即略有不同，

(二)舌的位置：《洗冤集录》正确地指出了索沟位置与舌是否伸出齿列的关系：“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

(三)缢死的其他指征《洗冤集录》指出的其他指征尚有：流涎、悬垂位的尸体“腿上有血荫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堕下青黑色，”大、小便失禁。“头脑骨赤色”及“牙齿赤色”。

(四)勒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勒死与缢死的区别，勒死者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须有系不尽垂头处，”若被人隔物勒死，“则绳不交，喉下痕多平过，却极深，黑暗色，亦不起于耳后发际。其他区别于缢死的特点为：“头发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着痕”，“尸首四畔，有扎磨纵迹去处。”此外，对扼死后假作自缢也提出了鉴别：“项上肉有指爪痕”，指爪痕即扼痕。

(五)溺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溺死的重要所见：“腹肚胀，拍着响”(溺水进入胃肠)、“手脚爪缝有沙泥”、“口毋内有水沫”等。

四、活体检查技术的成就

(一)残废的分级 宋代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老疾犯罪》）：1、残疾：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肿之类。2、废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之类。3、笃疾：恶疾、阗狂、二肢废、两目盲之类。

上述分类与今日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残废的分级乃是祖国医学，法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两性畸形：

周密《癸辛杂识》和张景《补疑狱集》各记载两例两性畸形案例，其中3例发生性犯罪，2例被处死，3例处以重刑。这些例子都是男性假两性畸形。

五、宋代的检验制度

(一)宋代的检验法令：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检验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最早与检验有关的法令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颁布的，（《宋会要·刑法六·检验》）对参与检验的官吏、初检、复检等做了明文规定，其后的历届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官的职责、检验的实施、检验的文件等都陆续做了许多补充规定，使宋代的检验制度日趋完善。

1、检验 明确规定：凡“杀伤公事”、“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以及“禁囚死”等均应差官检验，是为初检。对于杀伤、非理死、和禁囚死尚应复检，初检与复检结果一致方准定案。对于某些死亡，于初检后可不复检：“自缢、自割、投水、病患诸股致死事理分明者，检验后尸首主别无词说，即给讨埋殡，更不复捡。”（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检验·杂敕》手抄本，北京图书馆），同时又规定：因病死而应验尸者，若其至亲至死所请求免检的，可以免检。

2、检验人员规定，检验这官，州差司理，县差尉，以次差亟、薄监当，若皆缺，则须县令自行。”（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司理参军掌管一州之中讼狱勘之农。是法令规定的州检验官。县尉是主薄以下的官吏，掌管训练弓手、奸、禁暴之事，是县的检验官吏，县尉实质上就是县属刑敬负责人，与先秦的令史相似。如果县尉不在，就由县的各级行政官员——主簿、县丞乃至县令负责验尸。不论差派的是哪一级官员，都应当是与本案没有瓜葛的人。

与尸体检验有关的人员尚有仵作。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郑克《折狱鉴》明万历年间刻本），当时的仵作是辅助丧家埋葬的人。宋代的仵作参与检验，其任务是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与仵作类似的还有坐婆，又称稳婆，是女收生员，其职责与先秦时期的吏妾相当，仅在检验妇女的下部时，方才参加检验。

3、检验官职责：(1)法律规定应当验尸的案件必须验尸；(2)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托；(3)接到验尸公文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4)带领仵作人员等躬亲检验；(5)如实检验，如实定要害致死之因；(6)检验结果须于检验当日向上司申报；(7)初检官与复检官不得相见，不得泄露各自所验事状；(8)不得受财枉法等，对于上述职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4、验尸文件最早出现的是“验状”，早在五代周显德年间(954～959)已经有记载，（《宋史·高防传》），北宋时验尸，验状是正式的验尸文件，但迄今尚未发现官发的格式，其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洗冤集录》中的“四缝尸首”。却将尸体分为四面，由头到脚记载各个部位有何伤损及其性质。最后指出致命伤与死因。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签定书性质相似。

宋代的第二个验尸文件是《验尸格目》，由南宋提刑郑兴裔所创。颁发于教宗淳熙元年（1174)，（《宋史·高宗本纪》），鉴于当时检验官多忽视检验法令，遇有检图片件不即差官前去，或不肯亲临检验，或诈休尸坏不堪图覆，手下人员尽情作弊，以致“冤任不明，狱论滋繁，”为了杜绝以上弊端，特制定验尸格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由刑部镂板颁下诸路提刑司，发给所属州县，每次检验，均应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给付被被害之家，一份申报提刑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其内容看，《验尸格目》相当于验尸官吏报告赴验情况又执行检验制度的保证书，是为了杜绝各种检验失职情况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了解宋代如何组织初检、复检、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件。

宋代的第三个验尸文件是“检验正背人形图”，颁发于嘉定四年(1211)，是我国最早的尸图。这个文件是江西提刑徐似道鉴于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以故吏奸出人人罪。”而向胡廷推荐在验尸中使用的。此图最先刊行于湖南、江西，遇有检验，随格目结下，后经刑部详定，发下诸路提刑司。据《宋史刑法志》载，其用法是“检验官司于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于检验之时，喝唱伤痕，令罪人共同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后著押。则吏奸难行，遇民易晓。”（《宋史·刑法志》）

由上述三个验尸文件可见，北宋验尸单独使用验状；南宋时，首先与验尸格目并用，以后又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形成三者联用。这些文件的联合应用说明宋代对于控验十分重视，对于当时检验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唐宋检验制度的作用与本质

由唐至宋所形成的检验制度，其内容相当广泛，系统而严密。这个制度是保证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其形成历经五百余年。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刑事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闻名中外的宋代三大刑事技术书籍——《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疑狱集》是五代和凝（897～955）及其子和（山蒙）（950～995)先后编辑的，约刊于公元989～990年。《折狱龟鉴》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郑克所撰。《棠阴比事》桂万荣侯，刊于嘉定辛未(1211)，主要内容都是讲究治狱之道、定案之法和破案之法。研究破案方法或刑事技术是这些书籍的重要任务。对于朝鲜、日本等邻邦古代刑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系统法医学著作的诞生。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什么能在南宋诞生，其决定性因素有三：贯彻实施唐律和宋刑统等法典的需要；宋代特别是南宋检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唐宋时期法医检验的盛行及其经验的积累。

由于历史的限制，唐宋检验制度本质上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制度，它使法医检验严格地限制在尸体的外表检查范围内，致使我国古代法医学不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