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科杂病治疗上的百花齐放

热证治验与辨证论治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在具体运用时，从表里两个方面，提出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对使用寒凉药有其独到的经验。这对当时南方和剂局方盛行，惯于习用辛燥温热的时弊，无疑起到纠偏和补其未及的作用，刘完素对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治验，并时有创见。如他对咳嗽的证治，角色在病机分类和治疗用药上都颇有见地，关于消渴，着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参石羔汤，治中消用顺气散，治下消闲八味丸，在临床上有一定实用价值。

驱邪主张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则，金代医家张从正扩大了吐、下法在内科杂病中的运用范围，并颇有治验。例如凡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湿府冷或湿热侵犯下焦，可用下法。所以驱除邪气是张氏学术主张的核心，也是其治疗的根本原则，在疾病产生的前期阶段，对补与泻的关系则强调泻，对扶正与攻邪的关系则强调攻，这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丰富和发展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做出了贡献。

调补脾胃，升阳益气治法的创用：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开创了祖国医学脾胃枢机学说和治法研究的先河。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其中，他在所创制的升阳补气法的指导下，针对脾胃病发展一套系统的方剂，运用极为广泛深入，临证上也有较好疗效，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宋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形成内科杂病治疗上的温补学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阴降火”治则及六郁证治，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临床上颇有价值，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朱氏在论六郁证中指出，情志怫郁，会引起气机郁滞，从而创立“六郁”之说，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他所创制的越鞠丸统治六郁，其中以治气郁和火郁为重点，对后世治疗这一类证候有很大的启发。

(二)葛可久治疗虚劳症的成就

虚劳病亦属内科杂证之一，在金元时期获得治疗方面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于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虚症的专书。虚劳所包含的证候很广泛，葛氏所言之虚劳大抵为肺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肺结核。此书篇幅很小，却相当精练。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及治法方药都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葛氏认为气血津液内亏是虚劳发病的根本原因。临床可见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烦热、盗汗，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而两颊潮红，口干咽燥、饮食难进，气力全无，以及小便白浊，遗精等等症状，这些描述是比较准确的。葛氏还指出了此病的预后很差，治疗也比较困难。

葛氏书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痨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药，大致可分为四类，而益气养阴则是贯穿十方的总原则。

1、止血剂，用于咯血为主要症状者，葛氏认为肺痨咯血“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葛可久《十药神书》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因此首例十灰散以凉血止血。如若内有瘀血，则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大出血，则以独参汤益气固摄。并提出咯血病人的护理当令其安睡，切忌惊动，这确是很有意义的经验之谈。

2、化痰镇咳剂，用于久咳不愈为主要症状者。其中保和汤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热，沉香化气丸以清热下气，燥湿化痰为功，适用于虚中夹实之痰热望盛者。

3、清虚热剂，用于骨蒸潮热为主要症状者。书中只提出了保真汤一首方，旨在示人规矩。

4、补虚剂，葛氏的补虚剂凡三首，特点是以血肉滋补良品，如羊肺、白鸭、乌鸡、团鱼、指羊脊髓等等，加上滋补中药修治而成。其中润肺膏与白凤膏均为食疗方，为肺痨病人增加营养确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