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药学史上，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药，建立药厂生产药品和卫生材料，供应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的需要。同时开展了药学教育与研究工作，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促进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卫生建设，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材供应

根据地的药材工作，是我军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各级领导下，通过药学工作人员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各时期药材保障的任务。为保障根据地军民的健康，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医中药防治疾病。1928年5月，红军攻下永新县城，获得一批药材，运至离茅坪不远的茶山塬，建立起红军第一个药材库。根据地一般在医院内都设有药房，有的医院在医院附近辟有药园或药圃，种植中药，有的医院还自制简单的中成药或制剂。

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固定的军队后方，解放区经常处于反扫荡作战的战斗环境中，药材不可能贮存在固定的仓库中，为了使药材不受损失，将其分散掩埋起来，或藏入山洞、地窖中，待我军战斗回原地后再取出应用。新四军有些单位的药房就设在船上，敌人进攻时能迅速撤走，敌人撤走后即可马上进行工作。这一时期，敌后各解放区的药品供应更加困难，各根据地曾先后建立了一些药厂，生产一些药品，以适应军队及人民用药的需要。对于解放区不能生产的某些特效药品和战伤药材，如磺胺、外科麻醉剂、消毒杀菌剂、急救药等，则通过商人或药工干部扮成商人到敌占城市去采购，再通过地下党组织，设法转运至解放区。在延安还办有一些药房，如中央军委办的交通药店、联防司令部卫生部办的中西大药房、边区政府办的西北药材庄等，每个药房都经营中药批发、零售和配方，也兼卖少数西药和卫生材料，其中西北药材庄的工作很出色。1947年3月延安进行战略转移时，西北药材庄组成随军小药店，随机关部队一起运动，在战争的频颇转移中，保证药品供应。

解放战争时期，战役规模巨大，使药材消耗比以往战争大大增加，加重了药材工作的任务。这一时期，我军各制药厂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并且当时各解放区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比较有利。因此，生产了许多前方急需的药品、敷料和器械，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一短短的和平阶段，我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大城市采购了部分急需的药品、器材，以充实我军药材贮备。另外在华东、华北等沿海地区，还为解放区军民争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少量药品器材。总之，在解放战争前和解放战争过程中，我军药工干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筹集了大量药材，并安全及时地送到各部队、医院，保证了我军战时医疗卫生防病的需要。

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品、器材生产

由于我根据地和解放区经常处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之下，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克服缺医少药，当时只有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以解决军民的需要。早在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岗山根据地就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生产苏区急需的药品器材，主要为中药丸剂、片剂，和少部分西药，以及药棉、纱布、绷带与一般外科器械。至1934年，苏区已能生产樟脑、薄荷油、硫酸钠、硫黄、酒精、精制食盐等多种药品。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许多制药厂。如1938年，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在陕西赤水县(现旬邑县)李家村筹建八路军制药厂(即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现在西安制药厂的前身)，于1939年正式建成，李维祯任厂长，设有西药部、生产酊、水、油膏、注射剂；中药部，生产丸、散、膏、片；及卫生材料部。1943年该厂改为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联防司令部卫生部材料厂。1945年药厂已有相当规模，可生产药品器材200余种。

1938在延安新市场后沟建立光华药厂，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厂长为归侨梁金生。主要生产中成药和中药制剂约100种，并且加工中药饮片，西北药材庄为其附设的门市部。1938年华北及中原地区冀中军区卫生部建立了冀中军区卫生材料组，后改为冀中军区制药厂。1943年9月并入晋察冀军区伯华制药厂。1939年7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唐县花盆村建立制药厂，1941年改名为伯华制药厂，下设中药、西药、材料三个分厂。1939年，八路军前线卫生部在山西潞城县岗村创办卫生材料厂，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在山西黎城县背坡村办制药厂。1941年，两个单位合并为利华制药厂(即晋冀鲁豫军区卫生材料厂)，主要生产卫生材料和部分中成药。1942年西北地区的晋绥军区创办晋绥军区制药厂，下设材料、制造两个股和一个采药队，生产军需药品及医疗器械。

1943年华东地区胶东军区卫生部在山东省胶东牙前县(现牟平县)后垂柳村成立制药厂，1944年改为山东新华制药厂，设有中心试验室、制药部、器械部、酒精分厂和经营部。1943年华东军区卫生部创办华中制药厂和制药所，并和胶东军区办的卫生试验所于1947、1948年先后并入山东新华制药厂，改名为华东新华制药厂。

1946年，冀中军区卫生处在河北安国县组建了旗帜药厂(现保定制药厂前身)。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在濮阳成立了亚光制药厂。同年，长春解放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卫生部接管了当地的药厂，迁至东北佳木斯，建立了东北卫生技术厂。

1947年，西北地区的晋绥军区成立了晋绥卫生试验所，主要生产破伤风抗毒素、牛痘苗、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等。1949年，西北地区的联卫材料厂、晋绥军区制药厂、晋绥卫生试验所等单位在山西新绛县合并成为西北人民制药厂，生产有所扩大，品种有所增加，不仅生产药品、材料、器械，而且还生产破伤风抗毒素等血清疫苗。

在战争年代中，克服种种困难，使根据地解放区的制药工业日益发展、壮大，不断扩大生产，提高产品数量、质量，不仅为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健康服务，同时为我国解放后发展制药工业准备了技术力量和培养了干部。

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教育及科研工作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医药卫生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击国内外强大敌人的艰苦环境下，从1931年起便先后办起了各种类型药学校和学习班，培养药学人才。早在红军时代，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了军医学校，由医生、药师10多人分任教员。1932年10月，又专门办了调剂班，学员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便分配到医院从事调剂工作，同时还兼管采药等工作。1933年军医学校改名红军卫生学校。1934年由于形势变化，部队撤离瑞金，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的调剂班随军转移，1936年1月，红军卫生学校恢复，设有军药班。军药班接续苏区红军卫校调剂班的班次，为第六期。以后学校迁至陕北保安县(志丹县)的康家沟，办了第七期。1937年，第四方面军所办的卫生学校与陕北中央红军卫校合并，不久改称八路军卫生学校。1938年，学校迁至延安南面鹿县(富县)的张村驿，同年搬到延安东部的柳树店，招收了第八期和第九期军药班学员。1940年3月，八路军卫校迁到延安，改为中国医科大学，军药班成为医大的药科。这时由大后方来的龙在云等倡仪成立药科学校。1942年经卫生部与总后勤部研究批准，在中国医大药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药科学校(一名延安药科学校)，李维祯任校长。1946年，由龙在云率领药校师生随军北上，在东北佳木斯建立了东北药学专门学校(简称东北药专)，1948年沈阳解放，学校又迁至沈阳，接管了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成立东北药学院，后相继改为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和沈阳药学院。

在其它解放区，华东军区白求恩医学院药科(前身为新四军军医学校药训班)举办了多期药训班，培养药工人员，此外还出版了教材。由于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扩大，部队药工人员的需要增多，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成立了药科学校或药训班，培养成千上万的药工干部。1947年华东军区卫生部还编辑出版了《药学生活》期刊和其它资料，供药工人员学习。此外，解放区的不少药厂均设有药学训练班，培养制药等技术人才。如1947年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举办了制药训练班。

为解决医药需要，除举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少药学科研工作。首先从事剂型的研究工作，如红四军中医院和1931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将单味中药研制成不同剂型的药剂供部队使用。1939年，他们又研制出来柴胡注射液，用以治疗疟疾和一般热性病。除了单味药研究外，还研究复方，如用银花、连翘、升麻等配制合剂，用当归、元胡、益母草等配制成康宁丸，用麻黄、柴胡、黄芩等配制成替阿林等。1939年，八路军前方卫生部在太行山建立了制药研究所。1940年7月，西北药厂在试制新药的同时，还将建厂以来生产研究工作的经验，编写成一本《抗战新药集》，记载了该厂所产的20余类100多种药品作用、用法制法等。同时收集有关科技情报资料进行研究，加强对新品种的研制。1943年该厂成立了研究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肝注射液、精制食盐、碳酸氢钠、石膏等10多个新品种得以投产，麻黄素的提取、羊肠线的试制也获得成功。此外，还研究解决了最为紧张的药用中性玻璃的生产问题。40年代初，在陕甘宁边区瓦窑保建立了卫生研究所。在晋绥边区卫生试验所，李志中、瓮远等研制成功破伤风类毒素、破伤风抗毒素、牛痘苗。1944年12月，胶东新华制药厂成立了试验室，1945年胶东工业研究室的医药组并入该室，更名胶东新华制药厂研究室，先后研制成功乙醚、小苏打、甘油、鱼肝油、鞣酸蛋白等。

1942年建立的晋绥制药厂，从黄芩中提炼制得黄芩素，用作解热剂。他们还用乌梅、苏叶、薄荷脑、甘草等提炼制成清凉片，用于急性热病的食欲不振、烦渴及胃酸缺乏、消化不良等症。1946年，新四军卫生部制药所在山东沂水建立了实验室，从事麻醉药品的研究和试生产，1947年并入山东新华制药厂研究室。

总之，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药学科研机构和人员虽不多，但他们却取得了很多成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