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百余年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中医为保障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医疗实践又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近代中国传染病流行猖獗，中医中药治疗热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疗效。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仲景的伤寒学说和清代的温病学说。而且近代医家趋于从临证实际出发，吸收经方、时方之长，融合伤寒温病学说；此外，临证各科之间相互渗透明显，如在外伤科的诊疗中，注重运用内科理论指导，采用大量内科方药诊治外伤患者，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西医传播对中医诊疗方法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特色。临证各科在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妇、儿、针灸、推拿、气功等均取得相当进展，刊行了大批的专科医著。总之，临床医学内容十分丰富，它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核心。本章仅就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突出成就作一概述。

一、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对温病理论中新感伏邪的进一步认识

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最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湿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王氏关于伏气、新感温病的观点并未得到一致赞同，叶霖批评他说：“温暑为病多属外邪逗引伏气，惟当视其内外之轻重而消息治之，苟无伏气只外感微邪治亦易易，海宁每讥吴鞠通界划三焦，而自却强分内外，叶香岩发挥景岳全书于温暑条下言之綦详，此篇（叶天士温热论）辨论营卫气血之理，内外轻重之机，而示人以活法，何得更定为外感温热而不系伏气，岂必阳明白虎栀豉数证始可谓之伏气哉，强作解人妄事穿凿陋矣。”（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6(5)：）。

关于新感伏邪，雷丰也有自己的认识。雷丰著有《时病论》(1882）一书。他以四时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季节外感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和特点。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四时又各有主气，感受不同的时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雷氏将四季之病的因、脉、证、治，条分缕析，互相比较，对后世全面认识和治疗四季新感之病，大有裨益。除了新感病之外，雷丰还对伏气病多有发挥，他极力推崇伏气学说，《时病论》就是将《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病亥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作为全书的纲领，足见其对伏气学说之重视。他将不同季节的伏气为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概述了时病62种，拟定治法64则，临证验案85例，附论13首，在治疗方面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述。

柳宝诒（1842～1901)，主要著作有:《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案》、《惜余医话》等。在温病学方面，以《温热逢源》(1900年)贡献最大。《温热逢源》共三卷，是专门论述伏气温病的著作。柳氏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挥了王孟英的有关伏气温病的学说。

对温病的治疗

自1840年以后，由于江浙一带经济、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河流密集、人口流动大等原因，温病流行频繁,因此,温病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有些医家虽然从理论上承袭前人，但在治疗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孟英根据叶天士、吴鞠通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体会，明确提出了治温以保阴为第一要义。他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论点推崇备至，认为保阴要以生津益胃、滋补肾阴为其要旨。胃中津液不竭，人必不死，因而“救阳明之液”是治温热诸病之真诠。王氏常用石斛、沙参、西洋参、花粉、麦冬等濡润胃津，尤善用西瓜汁、梨汁、蔗浆等果汁以甘凉生津。同时，考虑到病人多为真阴不足，上盛下虚，感受温邪往往导致肝风骤动的营血险证，仅用清解凉营法已不能效，故常加入“三甲”、“二至”、阿胶、枸杞等滋填真阴之品，以获良效。

金子久（1870～1921），名有恒，近代浙江名医。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他将温病概括分为四个阶段。病在气分时，金民没有拘于吴鞠通的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学说，常根据病人体质和证情的不同，灵活化裁。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用桂枝白虎汤；兼有湿热症状时，加苍术为苍术白虎汤等等；病在营、血分时，选用三甲复脉汤以滋阴养血，柔肝熄风；恢复期，强调养胃阴。陈良夫(1869～1920)，名士楷，自号静庵。近代浙江名医。对于温病时邪，陈氏推崇叶、薛、吴、王诸家，他认为温病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的大法。对于温病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并特别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养阴保津。范文甫(l870～1936)，名赓治，晚号文虎，浙江鄞县西郊人。他家学渊源，儒而后医。他尊《内经》、《伤寒论》为医学源泉，并参合后世诸家以兼收并蓄，善于治寒，长于治温。他认为，治温病之法，当以护津为要，常用梨头、花粉、芦根、生地等药，辨证论治予以应用。在学术方面，他赞同陆九芝指出的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汤即为温病的治法。认为“伤寒方可治温病，温病方，又何不可治伤寒。”因而，仲景之白虎、承气、复脉、黄连阿胶诸方，为其治温病所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传染病的认识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

（1）鼠疫

此时期有关鼠疫的著作，主要有：1891年吴学存撰《鼠疫治法》，在此基础上，罗汝兰1895年改编增补为《鼠疫汇编》；1901年又经郑奋扬重新编纂，增订为《鼠疫约编》，该书列有探源、避疫、病情、提纲、治法、医案、验方共八篇，论证鼠疫病因是由地气爆发，热气熏蒸，鼠先受之，人触其气，流行成疫；病机是热毒迫血成瘀，主张采用上、中、下三焦辨证，治疗移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活血解毒汤加减，其著述有一定见解。1910年余伯陶农吴、罗、郑著述的基础上作《鼠疫抉微》，分成病情、治法、药方、医案四部分。郁闻尧于1910年作《鼠疫良方汇编》，曹廷杰1911年著《防疫刍言》。另外，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载有鼠疫验案十余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水平。

（2）霍乱

根据范行准先生所考，西方于1817年出现第～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带至广州，至此，中国才有真性霍乱，即除了上述消化系统症状外，伴随大规模的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由于此病传入之初，不分其病源，故也与鼠疫一样，根据其病状而命名，如“吊脚痧”、“痧症”、“绞肠痧”、“瘪螺瘟”、“麻脚瘟”等。

有关霍乱的著述，主要有：

王孟英于1838年(道光18年)著《霍乱论》。王氏生值霍乱流行时期，尤以江浙、上海一带为甚。他在整理临证经验的基础上，阐发见解，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者，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甚者，清其暑火，潜消其湿，用桂苓甘露饮。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者，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宜蚕矢汤。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盛格阳，宜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并服。除此之外，王氏还广泛采集治疗霍乱的简效方法，王氏还详辨了霍乱常用药物75种，并创订新方8首，皆有卓效。王氏对于该病的治疗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方连撰《霍乱辑要》。田晋元，于1847年著《时行霍乱指迷》，他将霍乱称为“时行霍乱”，基本接近现代医学中流行霍乱的含义。徐予默，于道光中期作《吊脚痧方论》。其它有关霍乱的著作有：华岳的《急救霍乱方》(1857年)，江曲春的《霍乱辨证》(1888年)，姚训恭的《霍乱新论》(1902年)，恽铁樵的《霍乱新论》(1928年)，凌禹声的《霍乱平议》(1930年)，刘亚农的《霍乱痢疾合编》（1934年)，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1938年)。

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多数医家主张回阳救逆。尤其是张聿青，力剖烦渴之假象，指明“投理中回逆而得生”。有些医家，还自拟方剂，也有较好的疗效，如张锡纯用“急救回生丹”治霍乱阳证，“卫生防疫宝丹”则阴阳双调，颇为当时同道所称颂。范文甫则采用王清任的“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予以治疗。

（3）天花

牛痘术自1805年传入我国(邱浩川《引痘略》)后，已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牛痘局推广接种。此期关于天花的论述，从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发展，主要是记载种痘方法，如1847年王锡鑫的《痘科切要》，1847年王伯伟的《天花八阵编》，1865年郭昆山的《痘证慈航》，1885年武荣纶的《牛痘新书》等。

4、与传统温病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述

在近代的100多年中，温病学从颠峰时期到开始有人对它提出怀疑，医学家们对温病学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争论，这在学术上是值得称道的。只有这样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遗憾的是近代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并未形成一门学说，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

明清以来，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陆懋修(1818～1886)字九芝，推崇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二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引柯氏语)，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唐宗海(1846～1897)，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他曾为陈修围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七卷(1890年)、《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九卷（1893年)。

陈伯坛(字英畦1863～1938)，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撰有《读过伤寒论》(1929年)、《读过金匮》(1938年)、《麻痘蠡言》(1933年)等。

曹颖甫(1866～1937)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通过此书，使学者和《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二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二家。

包识生，（约1874～1934年）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仲景学说。

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1923年)、《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1928年)等。

祝味菊(1884～1951)，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予，人称“祝附子”。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他说，“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苛其有激，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分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侯，亦不出五段范围”，“署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

对于伤寒的治疗，祝氏不以祛邪为首务，而强调匡扶之法：“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视对于阳气的维护与扶持，“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别邪却一分”。祝氏对《伤寒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许多观点未经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陆渊雷撰《伤寒论今释》八卷(1930年)，即其所谓“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者。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即在于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自然疗能，发表解肌及攻下等的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通过自学对中西医都有涉猎，曾在香港任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撰有《伤寒论评志》(1935年)。

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谂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所撰《伤寒论评释》(1936年)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正论”两篇。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作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余无言(1900～1963)，字择明，江苏阜宁人。幼随父奉仙学医，喜钻研仲景学说。后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余氏治西医较深。有关仲景学说的著作有《(图表注释)伤寒论新义》(1939年)，《(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等。近代较有影响的经方学家尚有四川吴显宗（棹仙），陕西黄谦(竹斋)等。

三、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

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寒温两说发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温分立的局面中逐渐派生出寒温融合的医学流派。

所谓寒温融合，是二者从病因、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寒温融合学说的学术思想的产生来源于古代，可追溯到清代中叶。如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776年)，吴贞(坤安)的《伤寒指掌》等书，虽并冠以“伤寒”之名，但却包括温病的内容。《通俗伤寒论》初稿为俞根初(1734～1799年)原著。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绍兴陶里村，为绍派伤寒的奠基人。他认为伤寒是外感百病的总名，因当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传，王叔和整理此书混名以《伤寒论》而不名为“四时感证”。因此，俞氏伤寒是包括四时感证外感百病的，故后人奉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吴贞、俞震等认为伤寒是热病的总名，而风温等因六淫兼气或非时之戾气所发的为“类伤寒”，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俞氏在《伤寒指掌》卷二“六经本病”中增入“太阳新法”、“阳明新法”、“少阳新法”等。后来何廉臣重订《伤寒指掌》时即径将书名改为《感证宝筏》。这里既指出了风温等与伤寒的区别，又以“类伤寒”之名说明它们和伤寒的联系。杨栗山则说：“温病与伤寒初病散表，前一节治病虽曰不同；而或清或攻，后一节治法原无大异。”

近代对伏邪研究较为深入的，首推蒋宝素。蒋宝素(1785～1873），号问斋，京口(今江苏镇江)人，一说丹徒人。承其父椿田之学，又得同里名医王九蜂传，所著《医略十三篇》(1840年)有六淫门十三卷。蒋氏将人体与寒邪的关系分为三种，认为伏邪温热诸证都是由于冬时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内经》理论“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为阳气闭藏之时，寒邪本不能伤。如逢肾亏形劳之人，精摇于内，汗泄于外，虽能避严寒杀厉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潜入，寒邪乘虚深入少阴，“真阳复敛，进不能攻；腠理返密，退无归路”，势必盘踞于膜原。并说膜原在脏腑之外，形骸之内，此处有形积聚尚且能容，何况无形寒气。伏寒因春天温气而发，故名温；因夏天署热而发，故名暑；因湿而发，故名湿温。此其一。假如其人肾气不虚，腠理密而不避风寒，触冒严寒杀厉之气。因肾不虚，寒邪不能入肾，直袭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则为正伤寒，当从仲景伤寒治法。此其二。如肾虚之人，又不避严寒杀厉，则为直中三阴之危证。此其三。关于治伏邪大法，以攻邪为上策，辅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蒋宝素：《医略十王篇》卷三，“伤寒第三”，卷八“伏邪第八”快志堂藏扳刻本，1850：），蒋宝素对伏邪的阐发对后人启发较大，柳宝诒即在蒋氏认识基础上予以发挥。

陆九芝是有名的维护《伤寒论》的医家，但他并不否定温病的存在。他承认伤寒自伤寒，温病自温病，但认为温热有发自阳明和伤寒传入阳明之分，伤寒入阳明赤即为温病。在治疗方面，陆氏控治温热，善用经方。批评温病学家对阳明证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张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重视胃系温病，反对治胃用肺、撤热不力。总之陆九芝融合寒温主要在于治疗，认为伤寒方即足以治温病，伤寒温清两法分治寒温两疫亦甚合。

柳宝诒主张外感应以六经为辨证的总纲。他对叶吴学派废六经的做法曾有批评。

莫文泉(1862～1933）《研经言》认为伤寒、热病有别者，别于诊，不别于症；别于法，不别于药：“伤寒皆先汗后下，温热或先下后汗，法之别也。然而汗则麻葛，下则硝黄，伤寒之汗下以是，温热之汗下亦以是，非药之无别者乎。由是推之，伤寒虽因于寒，一经化热，舍黄连石膏吏用何药以凉之；温热虽已为热，倘或过治，舍干姜附予更用何药以温之。”（莫枚士：研经言·伤寒温热证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历史上的绍兴为江浙重镇，地处卑下，病多湿阻，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伤寒发病的特点。历代医家，因地制宜，创建了许多相应的治疗法则并积累了独特的医疗经验。绍派伤寒之学说可上溯于《内经》、仲景及明代张景岳。清代俞根初奠定其学术理论基础。稍后于俞氏有任凤波，为任越安之孙，任雨辰之子得乃祖乃父之传，精于伤寒，在嘉道咸同年间颇负盛名。越安著《伤寒法祖》，纠柯韵伯《伤寒论翼》传刻之误。凤波绳之，若《医学心源》四卷，《何氏简易方》一卷。予广生承家业，光绪间办有盛名，四世皆精伤寒，与俞根初学术思想先后辉映。与任凤波同时有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对俞氏《通俗伤寒论》进行系统研究。他将俞书分条分段备如按语，作了阐发补正。至清末民初，何廉臣以他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编著重订了许多伤寒名著。他初尚叶派，后经多年实践，感到叶氏学说亦有不妥，乃主张以六经辨热病，商椎卫气营血学说，1916年对《通俗伤寒论》逐条勘证，加以发挥，极大地丰富了此书的内容，堪称此派之中坚。如俞氏“六经形层”一节，把六经假定作机体方面的六个层次，即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又以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这样，就把六经和三焦联系起来，故何秀山指出；“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何廉臣勘语则更进一步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并说：“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

在上述基础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经总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概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何秀山复予阐发：“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惟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喻嘉言创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决逐，而无不法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证治疗上三角辨证对六经体系的补充作用。何廉臣由此总结出：“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治法；从王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可谓不薄今人厚古人。综观绍派伤寒，其辨析诸证颜为明晰，条列治法，温寒互用，补泻兼施，实有将伤寒、温病以及重要内科杂病专妇儿分科病证融于一炉之慨，而无偏主一格之弊。

同时有傅懒园(1861～1931)，字菎笙，亦绍兴人。其学术思想大抵体现在两方面，一为用六经辨时病，二为辨证重视湿，施治主张化，用药朴实稳健，注意邪有出路，亦为绍派伤寒的骨干。

丁甘仁在治疗外感病方面，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辨证论治中采取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及其主治方药的综合运用（黄文东：丁氏学派的形成和学术上的成就，见：近代中医流派经验经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l962）。

恽铁樵反对温病病因为温热的说法，认为伤寒为温病之原。“温病者，热病也；热病者，伤寒也。”“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他说伤寒而病热之所以有风温、暑温、湿温等不同名称，“是因时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热之而热，寒之而寒，惟死体为然，生物则否。”人体惟受寒而病热，“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温病明理，上海：新中国医学出版社铅印本，1949）。

时逸人(1896～1996)，江苏仪征人，后迁居镇江，从师汪允恭习医，以擅治温病时疫著称。著《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将因时令气候变迁所发生的病证，如春之春温、风温，夏之暑温、湿温，秋之秋燥、伏暑，冬之伤寒、冬温等四时发生而无传染性的疾病列为时令病。对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予以科学整理与论述。对新感伏邪、六经三焦、营卫气血与太阳的关系以及兼病、夹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见解。如他认为吴鞠通三焦为病证深浅界限的符号，上焦代表病证初期，中焦代表病证续进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等。书中汇集伤寒与温病学说，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论。

从寒温一统到寒温分立，又到寒温融合，这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它标志着学说的发展，学术的进步，透过这一至今末衰的寒温融合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四、杂病治疗的进步

近代医家在杂病论治方面承袭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财产，得以在比前人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与研究，因而立论更为公允、全面、准确。

中风

费伯雄主张本病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正气一虚，外风乘间伺隙，由表入里，中络中经中腑中脏”（费伯雄：《医醇剩义·卷一》“中风”，引自：孟河四家医集，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丁甘仁认为真中类中二者确有缓急之分。在体质方面必须辨别阳虚与阴虚，有痰与无痰，以此来决定治疗方法。

清末民初，对于中风病因证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对于脑功能的重新认识。周学海(1856～1906)在《读医随笔》中强调阴虚阳虚为中风两大关键，而“真之与类正无庸琐琐也”。在治法上主张阳虚注重气之辛，阴虚注重味之酸，而总须重佐以活血，因阳虚血必凝，阴虚血必滞。并说：“西医谓病此者脑中有水或有死血。殊不知水者，阳虚而水凌也；死血者，阴虚而血沸也。皆中气暴乱，激之以至脑也”（周学海：读医随笔，中风有阴虚阳虚两大纲，卷4，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王仲奇(1881～1945)特别重视脑的功能与病变，并以此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根据其脉案可知，他认为脑为髓海，神之所舍，心肾精神荟萃于脑。心主元神，肾主骨髓，肝脉据循巅上入络脑。脑虚精髓不充，元神不振，宗脉失养，肾阴不能镇其下，肝阳乘隙越诸上，以致腰部酸痛，头眩耳鸣处舟车，怠惰欲眠，手颤足酸，写字则一塌糊涂，举步则趑趄不前，而成偏枯痱中之渐。或因性情躁急，肝气自盛，肝亢阳升，脑筋震动，引起偏瘫。在临床上,王氏提出“柔肝清脑”的治疗方法，可谓开风气之先。（王蕙娱等：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王仲奇医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28～57）。

唐宗诲的弟子张士骧(字伯龙)，重视实证，于“类中”一病多所研究。曾参西医之说，以锥伤二兔之前后脑，观察动物的脑与知觉运动的关系。在1903年刊行的《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张士骧：《雪雅堂医案·附》“类中秘旨”，1918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本）中说：“西医以中风冲脑气筋，谓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生物的知觉运动“专由于脑”的说法。从而得出“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昏不知人”的结论。认为《内经》所裁诸风，皆指外邪而言，而今人所谓卒倒暴仆即痰火上壅的中风，是《内经》的“厥证”，也就是《素问·调经论》的“大厥”。在病机方面，他推崇河间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及立斋养葵主真水枯竭之论。由于水虚不能涵木制火，肝风内动，因而血并于上，冲击脑筋，与西医之说相验。治疗主张此时切不可用风药再行升散，愈散则风愈动，必将导致气不返而死。应使用养阴熄风，潜阳镇摄法，药宜龟板、磁石、阿胶、甘菊、乌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蜕等。认为若用小续命汤及附子四逆汤法，则水源立绝，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若遵东垣气虚说，用参芪术，则气壅血凝不下，日久上扬之血凝滞，朽坏脑筋则成瘫痪。

张氏对于类中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的阐发，对其后及现代治疗中风病有很大影响。《类中秘旨》是第一本详细论述中风病的专题著作。兰溪名医张山雷(1873～1934)在张土骧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撰有《中风斠诠》(1922年)三卷（张山雷：《中风斠诠·卷一》，引自：近代中医珍本集·内科分册，浙江科技出版社，1991）。卷一为中风总论，卷二为内风暴动的脉因证治，卷三列古方平议。他对中风一病，于张伯龙《类中秘旨》服膺最挚。认为西医对于中风脑血管破裂的原理未明，而张伯龙据《亲问·调经论》一节参用西学，谓由肝火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既能申明《素问》气血并走于上的真义，复能阐发西学血冲脑经的原由，使新发明的学理与旧说遥相呼应。其《中风斠诠》一书，推崇张伯龙之说，就其《类中秘旨》逐段详加阐析评论，有赞扬也有批评，指出其用镇肝滋肾不分次序之误，主张应以潜镇开痰为主。初起于肾虚之本非惟不暇兼顾，亦且必不能兼顾，必至气逆已平，肝火已戢，痰浊不升，脉来和缓，然后徐图培本，不应早用二地阿胶滋腻之品。《中风斠诠》对中风病的研究深入详尽，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佳作，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在专病研究方面的水平。

张锡纯(1860～1933)倡导“衷中参西”，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上接受不少西医思想。他曾读过《中风斠诠》，对二张之说深有同感，张氏并指出，中风有充血性者缺血性两种。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一实一虚，避不相同。清末王清任对于此病专以气虚立论，设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至四两。张氏认为，若遇脉虚而无力的，用之可以见效；若其脉象实而有力，证属脑充血重用甘温升补之黄芪，以助其血上行，必至凶危立见，不可不慎。关于脑出血与知觉运动受损的关系，如云：“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觉之神经则神昏；著于司运动之神经则痿废。此证左半身偏枯，当系脑中血管所出之血伤其司左边运动之神经也”（张锡纯：医学哀申参西录·三·医论·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河北人民出版，1975）。在引进西医知识方面较前人进了一步。在治疗和用药方面，他吸取友人朱钵文经验，主张：“宜于引血下行药中加破血之药以治之”。自拟建瓴汤如大黄和镇肝熄风汤为时人所赏用。张氏重视本病的早期发现，认为中风朕兆较他病尤为显著，出现也早。

综上所述，近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研究不再屑屑于真中类中之争，在病因发病方面倾向于内外因结合而以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为主。对中风与脑的关系受到西医知识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启发，从识病角度对疾病本质有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虚劳

费伯雄认为，劳是五脓积劳，伤乃七情受伤。他把劳病分为思虑太过则心劳，言语太过则肺劳，怒郁日久则肝劳，饥饱行役则脾劳，酒色过度则肾劳，分属五脏。指出初起气血尚盛，虽日日劳而不自知。等到愈劳愈虚，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亏，诸症蜂起，遂成虚劳。又把伤病分为喜伤、怒伤、优伤、思伤、悲伤、恐伤、惊伤，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伤损病中的致病作用。并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发而中节，何伤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将迎，既去而尚多留恋，则无时不在喜怒忧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伤。但七情易伤及五脏，而归本于心，因而治疗情志损伤好脾肺肾之病，必兼心脏施治，始为得法。此外，在治虚劳方面重视脾肾及善用调肝养阴，为其特点。伯雄孙费绳甫继承家学，擅治杂病，尤以虚劳、调理病居多。他治病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认为东垣补阳，丹溪补阴，是治病两大法门，不可偏废。对虚劳病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但避免应用苦寒伤阳之药。遇有脾胃虚弱的，则用培土生金法，宗东坦补土学说，但慎用升提燥烈伤阴药。费绳甫并认为，东坦虽重脾胃但偏于阳，清初医家吴师朗补脾补阴法，实能补东垣不足。丹溪虽补阴，尤重在补肾阴，但弊在苦寒滋腻。他主张脾虚补脾，肾虚补肾，惟必须胃气调和，因胃关系人分身气血，至关重要，若胃气不和，则滋补肾阴徒令凝螮，温补脾阳反劫胃阴。因此，见有胃阴虚的即养胃阴，胃气阴并虚的，养胃阴兼益胃气。正是由于他继承了李朱二家及吴师朗、费伯雄的学术主张，在虚劳方面以清滑润平稳为主。能独树一帜，取得较好疗效。（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孟河费绳甫先生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176～177）。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当时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今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1914年葛廉夫、葛荫春合著)、《痨病指南》(1920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1936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

血证

唐氏在《血证论》中以阴阳学说为纲，对水火气血的相互资生相互联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血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唐容川：血证论·卷一·阴阳水火气血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

对于血证的治则，唐氏以抑气降逆为指导思想，主张宜用下法、和法而禁忌汗法、吐法。他说，血家最忌是动气亡阴，发汗则气发泄而血随气溢；吐法则助其逆势而气上不止。宜用下法以折其逆气。同时，血证气盛火旺居多，下法兼窝“上者抑之”，“急下存阴”之意，攻之即补之。当然，如实邪久留，正气不支，或大便溏泻，则只可清润降利，不宜峻下。至于和法，尤为治血证第一良法，使其阴阳表里寒热气血水火相和。四法之外又有补法，当根据血证宜忌而斟酌用之。

在具体治法方面，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既是治吐血的法则，也是通治血证的大纲。凡血证骤作，奔涌不止，此时惟以止血为当务之急，止血之法虽多，而以降气为先，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血既止之后，其经脉中已动之血不能复还故道。留着于躯体四肢经络肌腠，壅塞气机，久则生变，且经隧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复增吐溢的危险，故以消瘀为第二法。血止瘀消后，又恐血再潮动，故以宁血为第三法。血之所以不安，皆由气之不安，宁气即是宁血。最后用补血法，因去血既多则明必虚，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久则阳随而亡。故以补血法疗虚补损，修复创伤。不仅补法是顾虚，即止血消瘀也是恐其久而致虚，故使邪速去。用止血药往往兼顾消瘀，消瘀实寓有宁血的作用。宁血能消除或减少重复出血的危险，也蕴有止血和补血的含义。这样四法参合运用于各种血证的不同阶段，围绕止血复正这一原则，终始贯穿，前后呼应，使血证的治疗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另外，在血证中归纳出“血上千”证治十四条。“血外渗”证治七条，“血下泄”证治六条，“血中瘀”证治五条，及“失血兼见诸证”四十条。并解析古今方治二百余首，对于血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肝病

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人体某系统疾病及某系统单个脏器或相关脏器病变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如对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关专著与论述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杂病研究的特点之一。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苏无锡人，善治杂病。所撰《西溪书星夜话录》(1897年)“肝症论治篇”有治肝卅法，为其毕生功力所聚，对肝病证治颇有心得。他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因肝主藏血，体阴用阳，全赖肾水以涵之，营血以濡之，肺金请肃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气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条达疏泄之性。故他脏病变皆可以影响肝脏而发生肝气、肝风、肝火等疾患。并以此为纲，分别论治。如肝气证治条列疏肝理气、疏肝通络等八法；肝风证治列举熄风和阳、熄风潜阳等五法，肝火证治则举出清肝、泻肝等七法。各法分别指出适应证与当用药物。肝气肝风肝火既有不同表现，但在疾病过程中又往往交错互见，相互影响。因此，除上述诸法外，又立补肝、镇肝、敛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补阴补阳、补气补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为全面。

费伯雄十分重视对肝脏的调治，他认为肝脏和营血有者密切的关系。而营血的不足是肝脏病变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在临床上善用调营治肝，以治疗一般虚怯症和危急重症，费氏的治疗思想主要体现在《医醇剩义》中的二十余首处方和费氏医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风法、清肝泻火法、温肝散寒法、补肝养血法、肝胆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针对肝脏本身的，也有结合其他脏腑的治法，提纲挈领地反映了肝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趋势。费氏治肝方剂均来自医疗实践，配伍严密，值得探讨。丁甘仁擅治杂病，对治肝素有研究。后人整理他的医案，将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药归纳为十法。计有养肝熄风、柔肝养血、凉肝涤痰、滋肝潜阳、清肝滋肾、泄肝和胃、疏肝理气、疏风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湿等。1931年赵树屏撰《肝病论》，浅近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