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血管系统药物研究

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从国外进口强心药和降压药。1949年以后的前十年，我国对心血管药物的研究，主要是寻找国产萝芙木资源和品种的引进。对萝芙木化学、药理、临床和生产也进行了综合研究。生产出总生物研制剂--降压灵。还研究了催吐萝芙木根中提取分离利血平的工业生产方法。

到七十年代末期，药物的品种已达到一百多种。我国对新药的开发则以中草药的有效成分研究居多。合成药物早期侧重于降压药。

1984年以来，对心血管药物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的评价、作用机理、临床药代动力学和血药浓度监测等方面。研究对象仍以中草药有效成分为主，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如对小檗碱、甲基莲心碱、葛根素、胺碘硐、心律平、蝙蝠葛碱、β-甲基地高辛、硝普钠、哌唑嗪、巯甲基丙脯胺、多巴酚丁胺、非诺贝特、甲硝哒唑等。并合成了消旋丹参素。研究深度涉到抗血小板凝聚作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保护心肌梗塞再灌注心律失常作用。改善前列环素与血栓素，A2(TXA2)的平衡关系。抗氧目由基的关系等。许多中草药成分钙拮抗剂作用的研究，都有所进展。

1987至1988年，我国对心血管药物的研究成绩显著，发表论文就达160篇之多，主要以中草药及其有效成分的研究为主。大多都进行了机理方面的研究。如抗心律失常药的木防己矸、dl-四氢巴马汀等；抗心肌缺血药的穿心莲根兰贡酮、654-2,降血压药的左旋千金藤立定、维替新拉亭；人工合成的强心药5-取代4-甲基-1,3-二氢-2H-咪唑-二酮类化合物。并于1988年12月召开了全国心血管药物研讨会。1989年又召开了全国心血管药物研究与新药开发新思路研讨会。在这两年中，还合成了抗心律失常药异喹啉类衍生物，以及以中草药有效成分为先导化合物的结构改造。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寻找新的钙拮抗剂，对取代四氢异喹啉衍生物和儿茶氨基酮类似物进行了设计与合成，如对2-氨基异黄酮类化合物的基团引进，证明有延长耐缺氧时间与预防心律失常的作用。从植物中又分得一些有活性成分，如知母皂甙、黄酮醇山奈素-3-葡萄糖-葡萄糖甙等。药理方面的研究报道也较多，且以中草药有效成分及其结构改造物为主要对象，并不断取得新进展。

二、神经系统药物研究

延胡索为一种常用止痛药，1928年开始从中获得十多种生物碱。至1955年，延胡索的镇痛作用才从动物实验结果得到证实。此后，在六、七十年代中，对延胡索植物、化学、药理、临床等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研究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对神经系统药物的研究，从毛叶轮环藤等植物中分离合成了有较强松肌作用的药物。从川楝皮中分得的川楝素，A和B型肉毒毒素中毒的动物均有治疗作用，并在寻找抗肉毒毒素药物上有了突破。从紫金龙中分得的普罗托平具有止痛活性。从野花椒根中分到的茵芋碱对多种动物有镇痛作用，且无成瘾性。从祖师麻中分得的止痛成分甲素用于临床。此外还合成了一系列的止痛化合物。又如芬太尼的结构改造、埃托啡和纳络酮的合成等。在研究抗惊厥药物中还发现，3,4次甲二氧桂皮酰哌啶（抗痫灵）、胡椒基酰另丁胺等具有广谱抗惊厥作用。从茄科植物唐古特山莨菪中分得的新生物碱樟柳碱与山莨菪碱也合成成功。还研究了以东莨菪碱为主的复合全麻剂术后自然苏醒时间太长的对抗剂──催醒安。随后又对桂皮酰胺及其类似物的抗惊厥作用和构效关系进行了研究。以及埃托啡、纳络酮、dl-芹菜甲素等进行了人工合成。在镇痛药方面，合成了7x-二胺基-6,14-乙烯撑四氢奥利文。对芬太尼的研究较多，并合成了一些类似物。还对氮杂二环类衍生物进行了镇痛研究。合成了镇痛药有取代哌啶基苯骈咪唑啉酮衍生物，3、5-桥丙基哌啶类衍生物，以及长效镇痛药14-羟基可待因酮和14-羟基吗啡酮腙类衍生物等。安定、催眼药的研究，苯二氮杂类衍生物氟安定己合成，甲基三唑安定。左旋四氢巴马汀、环磷酰胺、舒必利、吩噻嗪类等药物都进行了研究。

1989年以后对神经系统药物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了很大发展。如异喹啉化合物对单胺受体的影响的研究拓宽了研究思路。

三、抗肿瘤药物研究

我国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始于1956年，当时对苯丙氨酸氮芥（溶肉瘤素）的衍生物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合成了许多类型的新衍生物。

1958年，嘌呤抗代谢物巯嘌呤（6-MP）研制成功，主要用于绒癌和急性白血病。此后，又创制了巯嘌呤的水溶性衍生物溶癌呤。该药毒性较小，显效快，可注射给药。

六十年代，在合成药物研制上进展较快，发现了多个有效的烷化剂药物。1960年完成了环磷酰胺的研制，在此基础上，又设计研制成功了毒性较低的甘磷酰芥。该药对恶性淋巴瘤、小细胞肺癌、乳腺癌疗效明显。氟尿嘧啶（5Fu）是胸腺嘧啶核苷酸合成酶抑制剂，对多种癌症均有较好的疗效，犬对消化道癌疗效确切。

从七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国内在天然药物及其它类型抗癌药物的开发上较为突出。由于抗肿瘤天然产物多具有新型的化学结构，以此为先导物，用合成的方法改造其结构，从而使疗效增强、毒性降低，获得新的抗癌药物。分离、改造或合成了一系列的抗肿瘤化学成分，形成了我国抗肿瘤药物研究的自身特点和优势。先后分离得到或合成抗肿瘤活性成分有：长春碱、长春新碱、秋水仙碱、三尖杉酯碱、高三尖杉酯碱、海南粗榧新碱、喜树碱及羟基喜树碱、11-羟基喜树碱、农吉利碱、石蒜碱、斑螯素、美登素、靛玉红、冬凌草甲素、葫芦素BE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诱导分化剂维甲酸类化合物和血卟啉衍生物的研究也颇令人注目。维甲酸治疗白血病已成为公认的一种新途径，对实体瘤的作用也逐渐引起注意。血卟啉衍生物国内已研制出数种，其中以光卟啉研究比较系统、深入。

四、甾体药物研究

我国甾体类药物的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初期。至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生产了黄体酮、丙酸睾丸素、甲基睾丸素等，为激素类药物的生产打下了基础。

六十年代以后，我国的甾体工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工艺上进一步改进，合成上增加品种，工业上提高产量。在相继解决了1-去氢、62-甲基、6-去氢-6-甲基、62-氟、162-甲基、92-氟、A环芳构化等各部位取代基的引入方法及结构改变的方法之后，使得去氢氢化可的松、醋酸强的松、氟氢可的松、地塞米松等高效抗炎甾体激素，苯丙酸诺龙、康力龙、康复龙等蛋白同化激素和醋酸甲地孕酮、炔诺酮、氯地孕酮等口服避孕药先后合成并投产，基本满足当时的国内临床需要。

七十年代初期，研究成功了18-甲基炔诺酮和双炔失碳酯的全合成路线，并采用微生物立体有择还原，制得了18-甲基炔诺酮的光学活性产物消旋18-甲基炔诺酮。此后又在双炔失碳酯的合成路线上有所创新，使合成由原来的10步路线改为6步路线并使收率由5%～8%增加到35%。此外，还先后合成了18-甲基三烯炔诺酮和乙炔雌二醇等。这些甾体化合物为女性避孕药的大量生产提供了保证。这一时期研制成功其它甾类药物还有利尿药安体舒通和降血脂药呋咱氢龙（去脂舒）等。

1983年10月，中国药学会药物化学学会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甾体药物学术讨论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合成甾体新药的研究、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改进甾体药物生产工艺的研究以及对国内甾体植物资源化学成分的研究等项工作中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也表明我国已形成了一支从事甾体药物研究与生产的科技队伍。

五、抗生素研究

1949年以后，国家对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十分重视，1951年试制出第一批结晶青霉素，1953年5月1日正式投产。1955年又增加了氯霉素和合霉素等品种的生产。

1952年由中国科学院召集的抗生素座谈会在上海召开，这是我国抗生素科研和生产的动员会，由此开始了我国有组织、有领导的抗生素研究工作。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抗生素学术会议，宣读了有关抗生素的生物学、化学、工艺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报告了从我国土壤中分离到的抗肿瘤抗生素放线菌素。1956年在上海召开了新抗生素工作座谈会，会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了抗生素系，1958年扩大为抗生素研究所。此后又相继建立了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抗生素研究室，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和其它一些专业科研机构，一些大型企业也设有力量较强的中心试验室或厂办研究所。到六十年代初期，已有链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新霉素、双氢链霉素、制霉菌素、灰黄霉素、环丝氨酸和放线菌素K等投产。

1961年和1964年，相继召开了第二、第三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又陆续研究并生产了一批临床应用价值较大的抗生素，如卡那霉素、博来霉素、创新霉素、平阳霉素、争光霉素、光辉霉素、更生霉素、自力霉素、正定霉素、两性霉素B、麦迪霉素等。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合成抗生素尤其是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显著成绩。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采用了生物酶裂解青霉素G以制取6-APA，并合成了二甲氧苯青霉素。1965年，选育了头孢菌素菌种提取了头孢菌素C，经列解得了7-ACA，接着就开始了半合成青霉素和半合成头孢菌素的研究和生产。

1981年召开了第四届抗生素学术会议，1983年召开了全国新抗生素研究开发学术讨论会。表明了我国在抗生素生产菌的分类鉴定及新抗生素的分离、结构测定方面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开展了遗传研究，抗生素的生物合成、作用机理及构效关系等的研究，从而使筛选范围有了扩大，涉及到微生物产生的其它生物活性物质，如酶抑制剂，杀虫（螨）抗生素等。得到了一批国外已有的、疗效较好的新品种，如乙酰螺旋霉素、柱晶白霉素、核糖霉素、洋红霉素、里杜霉素、阿霉素、紫苏霉素、环孢霉素、多抗甲素、武夷霉素、小诺霉素等。其中环孢霉素的发现为我国器官移植外科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免疫抑制剂。筛选得到了糜蛋白酶抑制剂S-81-24氨基环醇类抗生素增效剂3-185。

在半合成抗生素方面，β-内酰胺类抗生素仍继续发展，无论是化学合成还是酶法技术都有新的进步。新品种又有所增加，如氯呋苄青霉素、氨噻肟头孢菌素，头孢三嗪和头孢哌酮等。

1985年和1989年，先后召开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进一步反映出我国的抗生素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原来的领域。随着微生物遗传工程、生物工程和生化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抗生素的研究不断开创新局面。所以，到八十年代中末期，我国新抗生素的研究无论是新药的筛选、结构改造、合成工艺还是作用机理，耐药性及临床药理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进展，每年增加的新品种越来越多，仅1989年，我国就发现抗细菌、抗病毒、抗肿瘤、抗真菌和酶抑制剂等新抗生素20种，新品种从发现到进入临床使用的时间也日益缩短，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抗生素研究的坚实基础和良好前景。

六、抗寄生虫病药物研究

1952年，党和政府成立了华东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1955年组成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我国的化学制药工业结合寄生虫病的迫切需要，优先研制和生产了各种有效药物，为大规模地防治工作提了保障。在药物方面，以研制口服治疗日本血吸虫病新药为主，同时也寻找中草药中抗血吸虫病有效成分和合成口服与肌注的锑剂。在首选保证酒石酸锑钾大量供应的同时，又先后研制了二巯基丁二酸锑钠（锑58）和没食子酸锑钠（锑273）。首次发现了非锑化合物呋喃丙胺口服对日本血吸虫病有高效并生产成功。此外还生产了六氯对二甲苯（血防846）、灭螺药五氯酚及氯硝抑胺等。

抗疟药物在解放前全部依赖进口，1949年后开展了大规模地疟疾防治工作，主要使用氯喹、伯喹和乙胺嘧啶三种药，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保证药物的供应并减少进口，我国药学工作者积极开展了抗疟药物的研制，到1958年，相继完成了此三种药物的合成并投入生产。六十年代以后，抗疟药物的研究逐渐深入开展。1963年，试制成功完成了环喹、吡咯喹和环氯胍双萘柳酸盐。1964年又合成了代号为M-6407的取代四氢吡咯-1-甲基氨酸喹啉，疗效与氯喹相当但毒副作用较低。1966年合成了喹哌，该药具有长效作用，疗效亦相当于氯喹。此外，还相继研制生产了优喹宁、氨苯砜、氯胍、周效磺胺及氯苄硝喹等。1967年，由于疫情的需要，组建了全国疟疾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在药物方面，重点以研制能治疗对氯喹有抗药性的新抗疟药和能治凶险型疟疾的新药为主，其次是研制新的预防药和根治药。根据这一方针，药学工作者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筛选、合成工作。1967年，全成了M-6407的衍生物咯啶；1970年合成了咯萘啶，其水针剂用于抢救凶险型疟疾病人，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1971年合成了常咯啉，近期疗效与氯喹相当，副反应明显低于氯喹。脑疟清是我国合成的有机镓化合物，1970年试用于临床，对间日疟、凶险型疟疾控制症状和原虫转阴都很迅速，亦作为凶险型疟疾的急救用药。七十年代合成的药物还有，三哌喹，为一长效、低毒的新抗疟药；羟基喹哌是喹哌的羟基衍生物，为抑制性预防药。

在这一时期，对抗血吸虫病药物的研究仍在继续。1964年合成了硝咪唑，随后又进行了结构改造。1972年合成了呋喃烯唑，其疗效与呋喃丙胺相仿，但胃肠道反应大为减少。1975年合成了硝硫氰胺，1977年合成了吡喹酮，并在取得动物药理、毒理、病理及治疗研究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近千例的日本血吸虫病治疗，表明该药有近期疗效好，剂量小，疗程短，副作用轻等优点。

1983年完成了青蒿素的全合成，然后又全成了其边链上带有卤素或氮或硫取代的双氢青蒿素酯和醚类化合物，如青蒿琥酯和蒿甲醚，并制成油剂、粉针剂工搽剂供临床使作，疗效比青蒿素更好而毒性更低。本芴醇是我国创制的抗疟新药，制成亚油酸胶丸用于抗氯喹恶性疟疾的治疗获得满意结果。另外还创制了萘酚喹，对鼠疟和猴疟均有很好作用，作用机理近似氯喹，并进入临床试用。

七、计划生育药物研究

1958年以后，随着甾体激素类合成化学研究蓬勃开展，我国激素工业初步建立，为避孕药的科研和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首先着重研究了第一批口服避孕药，于1967年投产了甲地孕酮和炔诺酮，同时对它们的生产工艺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改进，使价格大幅度下降。并且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实践，使广大育龄妇女能够吃上口服避孕药来达到避孕目的，为落实计划生育提供了新措施。此间，又先后试制成功了甲孕酮、己酸孕酮、炔雌醚等数种避孕药。从六十年代末期起，更多的科研单位、工厂和医院开展了有关计划生育科研和避孕药物的研究和生产，把避孕药物的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高潮。到七十年代末期，已先后试制成功并鉴定了口服、注射、外用、长效、短效和速效的原料药品20余种和各种剂型30余种。

值得提出的是七十年代初我国发现了棉酚的男性抗生育作用，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因为在此之前男性避孕药物在国内外均系空白。

八十年代以后，计划生育药物研究仍着眼甾体避孕药，研究的重点是降低其副作用，提高安全性。在这一时期还在剂型研制方面有所发展，如制备了微囊针、微囊片、含膜、滴丸及外用的膜剂、泡沫剂、霜剂和能长期恒速释放甾体避孕药的埋植剂、阴道避孕环等。

在寻找新的抗生育化合物方面，对某些孕甾、雌甾或雄甾的先导化合物进行了结构改造与修饰的研究，如合成了18-甲基雌二醇-3甲醚、炔雌醚和雌二醇的一些衍生物；对棉酚的结构改造及其衍生物的合成也进行了一定的工作，证实了单醛型棉酚类似物有明显的杀精子作用。另外，对用于引产的天花粉、芫花萜亦有了进一步的研究进展，已制成天花粉蛋白结晶体，并通过鉴定；芫花酯甲药膜试用于临床亦取得较好效果。

八十年代末期，对抗早孕和催经止孕药物的研究颇令人注目，国内在这方面也有所进展。合成了部分新的具有抗早孕作用的甾体类化合物并作了进一步的结构改造；对国外首先合成的三个抗早孕药甾体类孕酮受体拮抗剂、3β-羟基甾脱氢酶抑制剂和前列腺素，我国均仿制成功。同时还结合药理、毒理、药代等方面的内容对这些新合成和仿制的药物作了进一步的筛选和研究，表明我国在计划生育药物研究领域已进入到了新的水平。

八、合成药物研究

五十年代初期，合成药物研究的重点是对国防和保护人民健康至关重要的抗微生物感染药物以及防治流行性地方性疾病的特效原料药。

地方病用药方面，首先研究的是有机锑制剂，全成没食子酸锑钠。以后又完成了第一个非锑剂药物呋喃丙胺的合成并用于临床。

六十年代以后，抗生素的半合成发展较快。除链霉素、红霉素、新霉素等已投产外，半合成的青霉素类品种增加到十几种，到七十年代中期，又完成了部分头孢类抗生素的半合成，以及试制成功了强力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氯清霉素等。这一时期，在地方病用药、抗肿瘤药物、甾体激素药及避孕药、维生素类、心血管类、神经系统药的合成研究或结构改造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八十年代以后，合成药物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以天然有效成分或疗效较好的药物为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改造，合成其衍生物或类似物。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合成药物的研究又迈上新的台阶，更加注重在构效关系基础上寻找高效、低毒的新化合物。研究的重点仍以心血管药、抗肿瘤药、抗菌药、甾体药和天然有效成分的合成为主。但国内学者已注意到国际上的研究动向，努力探索从分子到亚分子水平研究药物-受体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药物构效关系的规律，即进行所谓“合理的药物分子设计”。

1990年，召开了全国甾体药物学术会议和华东地区药物化学学术会，1991年召开了第二届中日QSAR（药物构效关系定量研究）和药物设计研讨会，第三届全国分子力学和药物设计学术会，体现出我国在药物分子设计和合成研究领域进入九十年代的水平。

九、生化药物及医药生物技术的进展

1949～1955年比较重要的新品种只有胰岛素、胃旦白酶、人造牛黄、胆固醇、胨等原料药。

1956～1965年生化药物的发展较快，脏器生化产品有激素、酶、多糖、蛋白质及氨基酸、核酶衍生物、维生素。胰岛素的全合成取得突破性进展。六十年代初开始微生物发酵法，化学合成法，酶转化法，固定化酶技术相继应用于工业生产。

1966～1979年，生化药物除了在脏器生化药物的生产技术、品种、质量上有大踏步的进展外，还开展了微生物生化药物及利用有关的酶学来制造生化药物的工作。1966年下半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生化药物的研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七十年代末的情况来看，以脏器为来源的生化药物到1979年为止有18种此类品种已与国际水平比较接近。

八十年代我国还初步制定了发展药物生物技术的近期和中远期规划。建立了与药物生物技术相关的研究开发中心。虽然我国药物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但在α-干扰素、人胰岛素、人生长素、幼蓄腹泻疫苗和青霉素酰化酶工程菌等的研究开发均有所突破。

1982年我国建立了干扰素基因无性繁殖学、经分样α1型、相继采用Lac、P1启动子在大肠杆菌中获得高效表达,产量2mg～5mg/L。临床用于子宫颈炎有效率90%以上，证明我国的工程菌表达水平与国际水平相当。人成纤维细胞干扰素（β-干扰素）在大肠杆菌中表达成功，产率为1077L/L。乙型肝炎疫苗1985年完成中试，获得新药证书，已经大量推广使用，质量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

八十年代中期，生物制品的检测方面建立了一种敏感的改良空斑形成细胞测定技术。对鉴定T淋巴胞，提高了方法的可靠性。应用电子计算机作为生化药物的检测工具，编制了一套适合中国药典（1985）规定的各种计算程序。

药物生物技术方面，DNA重组技术与基因工程菌、工程细胞的构建方面取得多。乙肝表面重组基因在短表病毒载体系统得到高表达，开始试产。乙肝核心抗原基因在大肠杆菌中表达产生的乙肝疫苗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在八十年代末，我国第一个具有八十年代国际水平的基因工程干扰素工业性生产基地在长春建立并中试获得人R1型基因工程干扰素。α-干扰素基因克隆已在大肠杆菌和酵母中表达成功并研制成功了用于扰素的高度提纯、鉴定和分型的基因工程人α-干扰素单克隆抗体。

九十年代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研究，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上游领域里，一些基因工程产品药物如肿瘤坏死因子，人白细胞介素4(IL-4)人生长激素释放因子等相继克隆表达成功。通过细胞杂交，融合技术获得了一系列诊断和治疗用途的单克隆抗体，使这些成果走上工业化、商品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超沪、固定化、生物传感器莽下游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不少令人可喜的成绩。

十、药理学研究

我国药理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临床药理学,基础药理学和药物毒理学工作而开展的，临床药理学研究工作是从七十年代开始。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临床药理学会议，它标志着我国临床药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起点，此后，中国临床药理学逐步迅速地发展起来，1980年中国药理学主办的《中国药理学报》创刊，1985年《中国临床药理杂志》创刊。卫生部先后建立的临床药理基地已有40个，并在某些方面如新药评价、教学与培训、指导合理用药、治疗药物监测、向卫生部提供技术咨询、向新药研制单位，药厂，医院提供技术服务均已取得显著成绩。我国临床药理学家已开始注意人类药物遗传学研究，在研究不同民族的药物代谢缺陷频率以及药代动力学特征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近年来，我国对治疗心律失常药的药理研究较多，且以中草药或植物的化学成份为主要对象，对不同药物进行了病理模型，心脏电生理特性及动作电位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某些药物如小檗碱，甲基莲心碱，葛根素值得注意，抗心肌缺血药物中葛根黄酮类及丹参都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神经药理研究主要进行了阿片样肽及阿片受体的研究，脑内单胺系统与四氢巴马汀作用机理的研究。并用放射自显影技术显示了脑内M-受体的分布。通过整体、离体器官、细胞乃至分子水平的研究，许多合成药、中药有效成份和复方制剂的作用机理得到阐明，为今后神经药理学及新药开发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生化药理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进行了药物对核酸蛋白质合成的影响，药物对花生四烯酸代谢的影响，药物对氧自由基的影响的研究，有关酶的生化药理研究，有关受体和神经递质的研究。有的能用多种指标从生化形态，生物物理等多方面阐明同一问题，并注意将生化效应与行为效应对形态的影响结合进行分析，对推动我国药理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抗肿瘤药理的研究，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抗肿瘤药物研究已形成一支具有一定水平，学科齐全的研究队伍，近年来，国内还开展了癌的化学预防药一维甲酸类药物的研究以及光动力学治疗肿瘤用血卟啉衍生物的研究。抗炎免疫药物的药理研究，根据分子生物学等研究进展，认为炎症和免疫反应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抗炎作用的药物一般都影响免疫功能，基于此，我国学者，对多糖类、生物碱类、甙类等药物进行了抗炎免疫方面的研究，较突出的是654-2的研究，经研究表明，654-2不仅能稳定溶酶体膜。还能抑制补体激活所致的多形核白细胞的聚集，调整节免疫功能以及抑制实验性家兔肾炎。目前该药已成功的用于治疗免疫复合物型肾炎。

数学药理研究是用数学为药理学探索定量规律的一门学科。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我国学者对药效统计分析及实验设计、药效动力学及量效关系、药代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应用于数学药理，创制了药动学计算软件3P87、PKBP-NI、Mc-PKP药动学室分析程序及AUTOAN程序，并且用于药物不良反应检索，用药咨询系统等。

十一、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

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工作于六十年代。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医药工作者先后对青蒿素，常咯啉，人工合成天麻素，阿克拉霉素B，氨噻肟头孢霉素，苯妥因钠，氨茶碱等一百六十余种药物进行了动物以及健康志愿者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1985年7月卫生部颁布的《新药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列有药物代谢动力学项目。

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然生物药剂学上的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在国外三十年代就应用并已开展此项工作。但我国学者直到六十年代才开始此项工作并注意到该项研究对药品质量的重要意义。我国学者在做好生物利用度工作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药物伍用中有无影响生物利用度的因素，并且注意一些药品制剂的生物等效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开发药品制剂提供了新的思路。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在我国开展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最初只是用紫外法测定一些药物的尿药浓度，如氨茶碱的浓度测定。进入八十年代后，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向纵深发展，不仅仅只测定尿药浓度，且可测定血药浓度，唾液浓度，血药代谢物，耳垂血浓度，并注意用电子计算机拟合数学模型，求算药动学的各种参数来进行预测血药浓度，制定给药方案，并开始有药师深入临床配合医生进行药物治疗。

在血药浓度检测方法上，由于药物的特异性、精密度和灵敏度的要求，检测手段也越来越多并且发展也很快。HPLC方法逐渐普及，气质联用测定方法也用于透皮吸收制剂的浓度测定，浓度在数ng水平上，不仅仅研究普通剂型的血药浓度，还研究了控释剂型，透皮吸收制剂的药代动力学并且注意到病人的生理、病理因素对药代动力学特性的影响。深入到药动学分析的同时注意药效学观察。

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结合模型分析是当前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它不仅能阐明药物在体内的动态变化，且可揭示效应部位的作用特性。国外，1979年首次提出药动-药效数学模型，我国学者注意到该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也着手开展此项研究，并于1986～1990年全国药理学及各专业会议上向代表们作了介绍，在微机程序方面，中国药科大学设计了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结合模型效应参数的计算程序PKPDCPU，用微机给出该模型模拟数据的时间、浓度、效应之间的三维空间图。1990年临床药理学会议上，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药理科又提出该模型的微机程序PKPD。虽然这项研究在我国开展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很强劲，目前，我国学者正在开展群体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时辰药理学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等等。

十二、药剂学研究

1949年以后，在剂型研究上，一方面原有的老剂型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另一方面新剂型不断得到发展和应用。五十年代后期，即开展了滴丸的研究制备，到六十年代，随着基质和滴丸机械设备的改进，得到较快的发展。

长效制剂在我国于六十年代即开始研制，进展较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有20余种产品投产。

从七十年代起，陆续开展了膜剂、微囊剂、静脉注射用乳剂及混悬剂和脂质体的研究，从而使我国的药物制剂出现了制型的多品种化，以满足临床治疗的不同需要。

在药物制剂的质量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五十年代初期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对大部分制剂的质量，只能以感观分析或靠经验作出"定性"水平的评定，对处方和工艺也大多是一般的分析讨论。尚不能或难以对制剂的内在质量以及与疗效的关系作出"定量"的评价。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起，随着物理药剂学和生物制剂学的先后形成和发展，使得药物制剂研究从内容、体系和领域等方面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我国药学科学工作者逐渐运用了物理药剂学、生物药剂学和药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药物制剂的质量，对制剂的"体内效应"开始了逐步的研究。

1978年9月，南京药学院首次开办了“生物药剂学”师资进修班。此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了数十批生物药剂学学习班，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自八十年代起，我国药物制剂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点开展了这些剂型的缓释、控释给药系统和靶向给药系统的制剂研制，涌现出许多新的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