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肝胆病

病毒性肝炎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医中药对乙肝的治疗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对本病病机的认识，有许多学者提出湿困、阴虚矛盾论、痰瘀互阻论、阳气主导论等新概念。对其辨证治疗，则认为气滞血瘀和肝肾阴虚两证多见。治疗其较难解决的病机是湿困与阴虚的矛盾。

对治疗乙型肝炎的单方单药的研究，目前较为深入的有五味子、山豆根、大黄、丹参、三七等。在单方单药对肝炎的多向治疗研究中，有学者大胆地进行了中药脂质体工程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方面的创新性研究，把具有调整机体免疫、改善肝功能、抑制病毒复制和抗纤维化等多种作用的中药装入脂质体载入肝细胞内。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为中药治疗肝炎开辟了新的思路。

肝硬化及肝硬化腹水

对其病因病机的研究，多从气、血、水论述。有学者认为：其病位虽有肝，但与脾肾关系十分密切。脾肾气虚才是该病的本质，往往是始则病气，继则病血，再则病水，气病则血亦病，血病亦可伤气；血病水亦病，水病则气塞不通。气血水之为病，既各有侧重，又相因为患，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腹水乃标中之标。贝润浦贝润浦：姜春华治疗肝硬化的经验，肝硬化的病理状态是瘀血郁结，体质状态是气虚脾弱，其特点是病实体虚，虚实互间。并提倡用活血化瘀治疗肝硬化的学术观点。

自八十年代以来，临床有关肝硬化治法的报道十分丰富，但从总体看都离不开治血一法。如益气活血法、行气活血利水法、行气活血软坚法。

胆石症

从全国各地对胆石症的研究结果看，临床以气滞型多见，湿热型次之，毒热型亦可见到。

朱培庭等报道，根据中医“胆为六腑之一，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研制的胆宁片，经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等11所医院对608例气郁型慢性胆道感染、胆石病进行不同剂量及双盲、随机方法与利胆排石片对照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观察，胆宁片总有效率95.83%，利胆排石片有效率83.21%。

耳压疗法排石的研究，五十年代就曾有过报道。但对其作用机理尚未完全阐明。1985年南京市耳压疗法治疗胆石症协作组对耳压疗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验研究，观察发现耳压后肝之分泌增多，胆囊内压增高，Oddi氏括约肌舒缩频繁，胆汁流量增多。朱振铎等发现耳压后患者在胃镜观察下可见胃蠕动加强，B超显示胆囊功能亦加强。成跃红等采用耳压配合中药利胆排石一号、二号方及脂纺餐综合治疗537例胆囊炎、胆石症，总有效率98.7%。

(二)脾胃病

1979年，全国消化会议将溃疡病分为肝气犯胃型、脾虚肝郁型、脾胃虚弱型和胃阴不足型。但却忽略了临床多见的挟寒、挟热、挟湿、挟瘀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第五版教材《中医内科学》和董建华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在胃脘痛的分型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但都不十分理想。

1984年，全国中医治疗急症胃痛协作组成立，随即组织全国13个省市的一批脾胃病专家，协作攻关，制定了胃脘痛的诊断、辨证标准。“标准”规定病名诊断，包括主症、病史、诱因及理化检查。并确定了胃脘痛的气滞证、虚寒证、阴虚证、火郁证、寒凝证、血瘀证和食积证的证候诊断标准。此标准于1983年至1986年，经全国20个省市的45个医疗和科研单位对3000多例胃脘痛患者的临床观察，一致认为该标准既符合临床实际，又简便易学。

萎缩性胃炎一直被认为是很棘手的病证，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粘膜腺体萎缩不能逆转。针对这一论点，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上海张镜人等根据调气活血的治则，收治52例慢性萎缩性胃炎，随访了3-5年，结果症状有效率为88.46%，病理有效率73.08%，胃粘膜病理对照，腺体萎缩改变P

(三)心脏病

五十年代以来，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绩不令人满意。七十年代末以来，针对心衰的虚、瘀、饮等病理特点，治疗多采用益气、温阳、活血、利尿。

根据我国冠心病流行率调查表明，五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1957年城市居民心脑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12.07%，1985年上升为44.4%。病理解剖研究表明，我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生率年龄较建国前提早了5-10年。

近十五年来，中医药在冠心病的诊治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五、六十年代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其病机本虚标实的特点，1980年讨论制定了心绞痛的中医辨证诊断标准，并在全国广泛试用。1985年以后又两次进行修订，1990年正式拟定心绞痛的中医辨证标准，使中医治疗心绞痛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运用益气活血、养阴益气、益气补肾、活血化瘀、宣痹通阳、芳香温通等方法控制心绞痛的报道异常丰富。此外，尚有冠心苏合丸、宽胸丸、心痛气雾剂等多种制剂治疗心绞痛的报道。

急性心肌梗塞是临床常见病症，其死亡率较高。多数学者认为，气虚血瘀是该病的主要原因。大致表现为：痰浊瘀阻型约占40%，脾虚痰浊型约占20%，心肾阳虚及心阳虚脱型约占20%，肾阴虚型约占10%，心气不足型约占10%。因此治疗常以益气活血、通腑化浊、养阴生津、回阳救逆等治则立方。为使中药更好发挥作用，全国各地先后研制成速效救心丸、抗心梗合剂、生脉针、参附针、枳实针等多种新剂型、疗效确切，已被临床所证实。

(四)高血压病

鉴于我国高血压发率较高，五十年代以来，对本病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初步成绩。

1985年上海市成立了高血压研究所，对高血压的防治提出了“降压、纠正机体平衡失调、巩固疗效”三者兼顾方针。

随着中医药对高血压病临床研究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在高血压不同中医分型中寻找一些客观的实验室检查指标，为辨证分型客观化、规范化提供科学依据。

(五)中风病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风病的临床研究，仅仅是零星的个案报道。八十年代以后逐渐由个案病例转向大案病例，由个人转向个人牵头的群体研究。诚然，群体研究方式有助于加速科学的更好发展。

八十年代以后，中医界对中风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种大规模协同攻关，是前无古人的。1983年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病组提出。定中风为病名，别称卒中。经过多次全国性中风专题学术会议广泛深入的讨论，已逐步为中医学术界所公认，目前已趋于统一。

随着对中风病研究的深入，辨证论治和系统化方药也日益丰富。从1983-1986的3年时间里，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对2200多例中风病患进行临床观察，提出病类与证名诊断方案(将中风病按有无神志昏蒙分为中经络与中脏腑两大病类)，于1986年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主持，在山东泰安召开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总结评议鉴定会上，通过了专家鉴定。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医药对中风病的治疗取得了可喜成就，疗效在逐年提高。在预防、康复治疗方面显示其一定优势。新制剂清开灵不但有较好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醒脑开窍的作用，而且由于给药途径的改进，使疗效显著提高，已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科必备急症中成药。

(六)厥脱

五十年代以来，对厥脱的认识较前人有所提高，从临床报道资料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厥虽属危急重症，但并未致脱证。故厥为脱之轻证，脱为厥之变证，两者相互转化，难以截然分开。治疗常以厥脱并论。

1983年以来，成立了全国厥脱证协作组，经全国15个省市200多所医院调查研究，复习文献，临床验证，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制订了厥脱证诊治规范，认为：厥脱证非单纯之厥证或脱证，是指邪毒内陷或内伤脏气或亡津失血所致的气血逆乱，正气耗脱的一类病证。相当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休克。有学者对这一新的命名提出商榷。

七十年代以后，经全国上在百家科研单位与医院的共同努力，利用新科技、新工艺对益气养阴、固脱救逆、清热开窍、活血化瘀、通里改下的方药进行了剂型改革，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研制出初具系列化的可供临床抢救厥脱证之用的高效、速效制剂应用于临床。

目前较成功且为临床多用的有参附青注射液和参附注射液，用于治疗正气大虚、阳气暴脱的厥脱证，经临床疗效观察，其效果与西药抗休克药效相仿，且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发现该针剂在血压回升及肢冷改善等方面明显优于西药组。1987年分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技进步甲乙级奖。其中参附注射液还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室必备急症中成药。用于气阴两脱的生脉注射液或参麦注射液，其稳压效果较西药满意。对心悸、真心痛所致的厥脱证疗效更佳。还有理气救逆的枳实注射液、青皮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以及清热开窍的青开灵针、牛黄醒脑静针等临床报道颇多，疗效较好。除了药物治疗外，针灸疗法已成为抢救厥脱证的常用急救手段之一。针刺“人中”穴治疗厥脱屡见临床报道，大多有良效。

(七)肾与膀胱病

急性肾小球肾炎，五十年代基本以传统的辨证治疗，以发汗、利尿为治疗大法。六十年代开始，辨证一般分风寒、风热及湿热三型，治疗风寒、风热型以宣肺利水为主；湿热、湿毒型以清热利湿为主。

慢性肾小球肾炎中西药治疗，疗效不甚满意。1986年全国第二次中医肾病学术会，讨论制订了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医辨证分型试行方案，即本证与肺肾气虚、脾肾阳虚、肝肾阳虚、气阴两虚；标证为外感、水湿、湿热、血瘀、湿浊。统一了全国对慢性肾炎的辨证分型。尤其在八十年代，利用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C3的测定以及尿中肌酊、尿毒、钾、磷、镁排泄量的测定来探讨与中医分型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尝试，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肾功能衰竭的中医治疗，在五十年代末南京中医学院报道用大黄泄浊法，以清解血分热毒、降低血氮收到较好的效果。六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开始用大黄牡蛎煎剂灌肠，效果亦佳。八十年代以来，对肾衰的治疗更为活跃。大黄对肾功能衰竭的治疗效果，已被大量临床实践所证实。麻庸等用尿毒灵灌肠液保留灌肠，同时口服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共治疗309例，总有效率95.5%，并进一步分析发现，该疗法对降低尿素氮效果最佳(90.3%)，二氧化碳结合力有效率77.8%。

近几年来，丹参对本病的治疗，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六十年代初，岳美中曾系统总结了有关文献及治验。七十年代初，遵义医学院急腹症研究小组提出尿石的总攻疗法，收到很好效果。此法仍为目前尿路结合的常用综合疗法。八十年代，不少学者采用清热利湿、活血软坚、温肾利水等治疗法则，疗效显著。九十年代，随着对本病病因病机认识的不断深入，多数学者认为，该病的发生是由气化乏力，导致尿中滓质不能及时排出，以致湿热砂石损伤血络，血液外溢，停留成瘀。故提倡以行气化瘀活络为主的治疗原则，临床屡屡获效。

(八)血液病

六十年代，吴翰香等用健脾温肾方药配红参粉、鹿茸粉治疗再障25例，有效率68%。后在临床反复验证，疗效分别在62-79%。七十年代，上海曙光医院血液组用益气健脾补肾治疗再障100例，有效率87%。八十年代以补肾为主的大宗病例报告，进一步观察到补肾阴药仅能改善症状，而温补肾阳药却能刺激骨髓造血。储榆林等根据国内学者一致认为肾虚是导致再障的主要发病机制，故对肾虚分型研究，分肾阳虚、肾阴阳两虚和肾阴虚三型。实践证明此三型与现代医学对再障分急、慢性之间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九十年代，治疗再障继续以补肾法为主，调理脾肾，侧重温肾，同时重视活血化瘀法及其方药的研究。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根据泻肝经实火的治疗原则，采用当归龙荟丸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了良好开端。随之对该丸剂进行药物分析，结果发现该丸剂中若不含青黛、芦荟，治疗慢粒无效，反之则疗效显著。进一步对青黛进行分析与研究，药理研究发现，青黛对小鼠白血病L7212有抑制作用。其后，从青黛中分离出靛玉红，用半合成、全合成靛玉红治疗取得成功。该项研究获国家科委1981年三等发明奖。随着对这一研究的不断向纵深发展，有学者利用全合成靛玉红的类似物--异靛甲(Meisoindigo)治疗134例慢粒，有效率达94.03%。该药是目前治疗慢粒的一种新的有效药物。

(九)热症

五十年代初期至1966年的17年中，热症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古典原著的整理研究，以及热病医案的分析。随后大量的热症临床研究论文问世，而此期的热症研究主要集中在痢疾、疟疾、流感、麻疹、乙脑等疾病。

乙脑的中医药治疗在五十年代，取得了成功经验，震动了当时医学界，石家庄郭可明按中学“暑温”辨证，提出清热、解毒、养阴三治则治疗乙脑，被作为“石家庄经验”在全国推广。蒲辅周对乙脑提出的“暑湿并重”观点以及论“八法”，对临床具有指导性意义。在17年中，有关乙脑病例报告日渐增多，专方专药以及新方药、新制剂的研究与运用异常活跃。

这一时期，热病临床病例报道成批出现，用常山及青蒿治疗疟疾；紫苏、荆芥、贯众、连翘防治感冒；用大蒜、鸦胆子治疗痢疾，尤其当西药耐药性的出现，中医药治疗倍受重视，临床实践表明，中药不仅对急性痢疾有较好的效果，对慢性痢疾亦有良效。

1966年-1976年，又称“文革”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医热病临床研究走向低谷的十年，学术气氛异常沉闷，难以读到热病临床研究论文，所读到的都是一些零散的经验介绍。

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是热病临床研究飞速发展时期，不仅研究范围广，而且有一定深度。尤其是热症(南方北方组)协作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医对热症治疗走上规范化、系统化的发展阶段。

随着中医对热症研究的不断深入，热症的治疗和方药的研究也在不断创新，适应热症需要的多样化剂型在陆续投放市场，清热解毒4号针静滴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以其效果好，既可阻止DIC的形成，又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且无毒副作用，倍受欢迎。该项成果获1981年部级乙等奖。还有正柴胡饮冲剂，获卫生部1985年度医药卫生科技成果甲级奖，被列为中医医院急诊室必备之中成药。

(十)喘咳

1972年首次全国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会议，确定了支气管炎的疗效评定标准，大体分四级，即近期控制、显效、好转、无效。这种分级虽不甚理想，但对促进慢性支气管炎的研究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9年在广州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明确了慢性支气管炎的中医证候分类。分标证(热痰、寒痰、热喘、寒喘)和本证(肺气虚、脾阳虚、阴阳俱虚、肺肾阴虚)。疗效评定和证候分类标准的确定，推动了慢性支气管炎的规范研究。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通过单位之间的协作和大量病例观察，对该病的认识逐步明确。

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喘咳的病机除痰致病外，血瘀是不可忽略的病机之一。

喘咳的治法与方药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以辨证治疗为主，有是证用是方。七十年代以后多主张辨证分型，对型用药。

(十一)痹证

痹证论治，近半个世纪以来，讨论较多，尤以谢海洲对痹证论治的七要点最为全面系统，七要点，即：①祛邪不忘扶正，②除痹不忘湿，③治痹不忘利咽，④寒痹宜温肾，⑤热痹宜养阴，⑥寒热错杂以通为要，⑦久病入络，宜活血搜风。

五十年代以来，对痹证治疗的方药研究，可谓是前所未有，成绩突出。除了运用古方随证化裁有良效外，大批自拟新方，用于临床取得疗效后，逐步形成固定成方或成药。如抗风湿1号酒、抗风湿2号酒、五藤饮、痹苦乃停片、痹隆清安片，益肾蠲丸、痹冲剂。雷公藤及其制剂的研究也较深入。

(十二)癫痫

多数学者认为其病因不外风、痰、火、惊、瘀为患。因而从临床报道看，采用最多的是熄风化痰法、镇惊安神、活血化瘀、和解法和扶正法等治疗原则，所用方剂大多在古方基础上化裁。近十年来，有不少自拟抗痫方药用于临床。

针灸以其廉、简、便、验的优点，日益受到学者们的亲睐，运用针灸治疗癫痫的临床报道十分丰富。有学者通过电针大鼠不同穴位，抑制青霉素引起的皮层痫样放电的实践，提出电针制痫具有穴位特异性，其中督脉似起重要作用。从而推测，电针上述穴位很可能动员了脑内递质达到制痫效应。

(十三)内分泌及代谢病

1991年刘冰就糖尿病中医药研究现状进行评估，目前大多数学者对糖尿病分型较为公认的有：燥热阴虚型、气阴两虚型、瘀血内阻型、阴阳两虚型。而糖尿病从瘀论治的观点已得到普遍承认。

1949年后，应用针刺及中药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针刺治疗不仅能使血中T3、T4下降，而且血中cAMP的含量亦下降，近期远期均有疗效。对服用抗甲状腺机能亢进药物有不良反应者，针刺治疗亦能取效。

含碘的药物一直被作为治甲亢的理想药。九十年代以来，多数学者主张对甲亢患者不宜使用传统的海藻、海带、昆布等含碘药物。李常度等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利弊分析，根据临床报道，凡应用含碘丰富的中药及其方剂几乎都有较高疗效。但其弊病有：①数周后出现甲亢症状复发、反跳，病情加重，远期疗效差。②再次使用抗甲状腺药物，则需加大剂量，延长疗程，症状缓解率明显降低。③一旦发生甲亢危象再用碘化物抑制甲状腺素的释放则无效。因此强调指出，临床用含碘丰富的中药作常规治疗应持慎重态度。

高血脂症属中医“痰湿”、“浊阻”、“肥胖”等范畴。

九十年代以来，对高脂血症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刘一志等认为高脂血症是一种“微观血浊”，其产生与水、湿、痰、瘀、食、虚等病理因素有关，其中肾虚最为密切，并测得肾虚患者雌二醇水平偏高，高密度脂蛋白一胆固醇(HDL-ch)与之呈负相关，说明肾虚导致HDL-ch下降。基于这一理论依据，取冬虫夏草、黄芪、葛根、绞股兰甙制成益肾降脂片以培补肾气，治疗30例慢性肾衰合并高脂症患者，总有效率93.3%。

(十四)男科病

就男性不育症而言，古人多从“命门火衰，精液清冷”立论。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痰、瘀、实是男性不育的重要病因病机，并强调“治勿忘痰、治勿忘瘀”，“不应一概从补论”的理论。王琦等认为阳萎求诊者多见青壮年，探其病因，常因情志所伤。提出了阳萎与情志因素有关。并提出“阳萎从肝论治”的新思路。郭钦岱对阳萎与情志因素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怒郁、思虑、惊恐、悲忧都可导致阳萎。又如对射精不能症，汪锡尧认为肾的藏精与泄精与中气旺盛密切相关，治疗应充养中气，促进肾气，以开通精关，使之推精外出。刘表江指出：治疗本症，切忌不察病因，动辄以为不育多虚，而忘投外肾壮阳之药。据报道收治9例射精不能症，以清泻肝胆湿热为主，方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全部获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