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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证型动物模型在中国药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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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早在1960年邝氏等就指出皮质素型动物(即醋酸氢化考的松模型、氨考模型或“阳虚”模型)一系列病态与阳虚临床特征基本符合。1963年邝氏等又观察发现,助阳药能减轻或纠正过量皮质素引起的动物耗竭现象,并对助阳药作用机理进行探讨,认为助阳药的作用并非单纯促进蛋白质合成或补充了钾或者替代肾上腺皮质激素,其确切作用机理是否是纠正了机体“阳虚”本质难以肯定尚待探讨。1964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舌研究小组,为开展气、阴虚舌象的动物实验研究,以人工慢性贫血及高位小肠侧瘘,造成“气虚”和“阴虚”模型。1977年上海中医学院正常人体学教研组,认为助阳及滋阴药能调节“阳虚”及“阴虚”现象,可反证造型的属性。1980年施氏等首先采用电镜技术观察某些助阳药对“阳虚”模型的肝细胞亚微结构的作用,发现助阳药能调节细胞核DNA复制及RNA、蛋白质合成,改善细胞能量代谢;同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消化生理科研组在国内首先报道用中药大黄水浸煎剂造成“脾虚”模型,并用四君子汤反证。1981年陕西中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用改变植物神经系统机能状态的药物建立类似“阳证”(阿托品)及“阴症”(利血平)模型,并设想临床“阳症”和“阴证”的产生与交感、副交感神经系统机能的盛、衰有关,同年,贲氏等以皮下注射乙酰苯肼(APH)造成实验性溶血性贫血,拟“血虚”模型;同年,施氏等认为“阳虚”模型,早期以“阴虚”为主,滋阴药有一定作用,后期才以“阳虚”为主,助阳药对之有显著作用,说明中医阴阳贯穿整个疾病过程。1982年施氏等又发现某些助阳药对“阳虚”动物脾脏淋巴细胞有显著保护作用;严氏等对“脾虚”动物的体表冷光、温度及皮肤电阻、体重等多种体表物理信息的研究,发现体表冷光变化幅度最大,其次是体表温度、体重,而体表电阻较差,并认为这些指标有方便、快速无损等优点,是可取的;南京医学院中西结合研究组,开展了脾虚泄泻证的动物模型研究,认为番泻叶与大黄致泻理作用基本一致,但其用量为大黄的1/10,主张番泻叶可作为复制脾虚泄泻证动物模型的首选药物;张氏等认为助阳药能提高“阳虚”动物DNA合成率、降低死亡率;史氏等于家兔耳缘静脉注入10%高分子右旋糖酐造成“血瘀”动物模型,并观察川芎注射液治疗作用;梁氏等用三联疫苗及寒凉药造成寒证,以温热药造成热证模型,观察电刺激效应;夏氏等模拟几种常见的虚证病人,用不同方法同时建立四种(互相对立的两组)病理模型,即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组)及减退(甲减组);糖皮质激素过多(氨考Ⅰ组)及肾上腺皮质抑制(氨考Ⅱ组)等四组。然后用滋阴药(生地、龟板)和助阳药(附子肉桂)进行反证(即“诊断性治疗”)区分证型。结果,甲亢组和氢考Ⅰ组服用滋阴药有效(用助阳药反恶化),辩证为阴虚为主;甲减组及氨考Ⅱ组服用助阳药有改善(用滋阴药恶化),故属阳虚为主。上述情况与临床所见基本一致。另外,两组模型血浆中环核苷酸含量的变化与临床结果亦一致。本实验在方法学上进行了一些改进,采用了先注射β-肾上腺素激动剂(异丙基肾上腺素)或M-胆碱能激动剂(氨甲酰胆碱)引起血浆中cAMP和cGMP大幅度升高,然后取血测定cAMP、cGMP含量,且观察cAMP、cGMP系统对相应受体激动剂刺激的反应强度。从而,不仅相对提高了测定方法的灵敏度,且比单纯测定血浆中环核苷酸的含量,获得更多的信息。1983年徐氏等观察“阳虚”动物牙周变化及助阳药作用;耿氏等观察了助药对“阳虚”模型免疫功能影响;熊氏等以大肠杆菌注入兔耳缘静脉复制温病卫、气、营血模型;胡、关氏等观察大黄致虚模型的形态及免疫功能变化;黄氏等报道用100%的大黄、甘遂大戟芫花煎剂及100%的甘遂合剂(甘遂、芫花、大戟)喂饲小鼠未形成脾虚模型,而采用甘兰加猪脂喂饲小鼠则成功;施氏等观察到右归丸(温肾阳、补精血方剂)对“阳虚”动物肝细胞核亚微结构有保护作用,杨氏等用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灌胃造成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HPA)轴受抑模型。1984年于氏等建立脾虚荷瘤动物模型为临床健脾理气法治疗肿瘤获得一定的启示,马氏等观察到补骨脂注射剂能减轻因大剂量醋酸氢化考的松对肝细胞的损伤作用及使受氢考影响而下降的酶反应上升;李氏等以反映上皮细胞葡萄糖转运系统各种性能的葡萄糖转运电位(Transmural Potential Difference,PD)为指标,观察脾虚动物离体小肠不同环境下PD受抑,四君子汤有促进恢复的作用;另外,汪氏等还发现小鼠氨考模型的腹膜细胞总数显著减少,中药(附子、肉桂、仙灵脾等)对其有调节保护作用。

国外,1971年日本有地滋为了解膈肌、肝脏病变与胸胁苦满证的关系,在家兔身上进行了以下实验:①分别于左膈肌边缘及中央,肝右叶被膜及肝右叶(作45°角)等部位刺入两根粗0.5mm、长4mm的针并留针两周。②皮下注射四氯化碳0.3ml(隔日1次注射4次;继而隔5日1次共注射3次,同时每日胃内注入柴胡浸膏颗粒5g,计10天)。③连日皮下注射苯肼(Phenyl hydrazin)。④肝左叶注入10%氢氧化钠及肝右注入10%盐酸等。根据2周后检查所见认为,胸胁苦满体征(捏诊皮肤增厚、压痛;观察压痛的方法是:将动物的四肢和颈部固定,捏诊时躯干部跳起)与季肋部浮肿带的病变相同,为同一体征。当肝损伤严重及膈肌边缘部发生病变时均出现胸胁苦满证,而单味柴胡剂有防止出现该证的效应。另外,还观察到膈肌中央部位病变(出现于胸骨柄一带),表现为梅核气,而贫血引起的膈肌、肝脏等部位血流量减少时,不出现胸胁苦满。1984年日本久保道德为研究伤寒论方剂的药理作用而制作中医“证”的动物模型;以病毒、细菌及致敏物质(异性蛋白和多糖抗原)造成太阳病模型,并用桂枝汤反症;以自身免疫性疾病--大鼠佐剂性关节炎当作胸胁苦满证的模型;抗原抗体反应可导致轿小板聚集、血栓形成而诱发瘀血症模型;大鼠佐剂性关节炎2个月后注入酪蛋白,再经过2个月后出现阴证,八味丸对其有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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