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对诸多治法方药都曾加以仔细研究。不仅理解精深，而且反对生搬硬套，始终着眼于一个“化”字。

对许多治法都有精辟阐述。如曾说：“热病可以表里同治，解表时必须清里；如寒病则不宜表里同治，应先温里而后解表，温里药不致妨碍外邪而有托邪之功。”这显然是对前人表里关系的发挥。又如说：“温病单用或重用苦寒药的时候较少，因为苦寒药用之不当往往容易伤阴”、“温病往往夹湿，湿重时唯一办法是重用苦寒药，因为苦能化湿、寒能清热。如黄白腻苔(即嫩黄苔)，除用苦寒外，应配合厚朴、橘红等燥湿之品；如老黄苔则可用陷胸、承气等法”、“温病一开始用苦寒药，以口苦为主症。如开始口不苦而淡，则黄芩等不一定适合。口甜也可以用苦寒药，但必须配合芳香温化之品”、“苦寒药中之山栀、黄芩、黄连，严格地讲运用时是有区别的，初起时有表邪，宜用山栀，往往与豆豉相配，因山栀有透达作用；第二步用黄芩，或认为不宜施用过早，以免有遏邪之弊，但亦不必过于拘泥，如葛根黄芩黄连汤即可用于表症未解、挟热下利之初期；至于黄连，对心烦、舌红、呕吐之症尤为相宜。”这是对苦寒法十分切实的阐发。

程氏用方不拘一格，除善采众长外，还力求善于变化。如曾说：“有人治湿温胸痞用泻心汤，舌苔转焦黑，神昏而恶化。其原因就是不了解伤寒的用泻心都有下利清谷、腹中雷鸣的见症，所以干姜、生姜无害；如果不大便的胸痞苔腻也原方照搬，怎会不出毛病呢？所以辛开苦泄也要看情形，不能拘守成方。”又曾说：“我也曾治两个类似膈症的病，一个是忧郁气结而引起的，胸闷作痛、时时噫嗳、脉沉弦涩、便秘不通，我用心悟启膈见好不愈，进一步用四磨饮法，人乳磨沉香，和入前方而瘥，即乳金丹也。一个是食入脘中刺痛，饮热汤则更甚，呕吐不能纳，脉亦沉弦涩不流利，始用启膈不效，四磨亦不效，改以瘀血着想，用韭汁牛乳加桃仁、丹参、郁金等少效不瘥，适阅《医醇＊＊义》，见费氏批判云岐子治膈九方很有理解，但阅所附原方内有几张都加麝香，我联想到叶天士治血淋用虎杖散有效，即虎杖草、麝香二味，彼而有效，此亦或然，遂加麝香一厘冲服，果然效果显著，渐渐向愈。”程氏治病用方，或攻其重点或复杂而治，有其很多独特见解。如他说：“我对复方的看法，先后是不同的。起初我是赞成罗罗清疏、理法俱足的方子，后来逐渐有所转变，如小续命汤、麻黄升麻汤等亦粗解其妙。等于徐灵胎所说叶天士对他的看法一样，这对处方的攻其重点、照顾一般是有所不同的。我所体会的攻其重点的看法，大概有三种，一是致病的主因，二是病中的主症，三是病症中比较易于解决的弱点，以便逐一击破，但是这还是一般易治的病症。对于真正顽固的复杂重症，一切可能用的方法均已遍投无效，实不能不另寻出路。历来所见各地各家用方，每每数十味之多，粗看不惯，细思之亦实有苦衷，所谓不得已而为之者也，每每用之亦有效验，出乎常例之外。因思昔人论本草引经文：‘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一语，果如所说，则寒热温凉、攻补、气血、升降，各行其道，亦大有可能。复杂之症，复杂之治，亦是一法。”

程氏对处方的用量，反对过重而主张轻灵。他说：“对于处方的分量，当如东垣法宜轻不宜重。我对处方的分量，是主张轻而不主张重的。药物的作用，是导引、是调整、是流通，所谓‘四两能拨千斤’是也。东垣用每味数分至一、二而取效姑且不谈，譬如现在热病常用的至宝，紫雪、牛黄、玉雪等丹丸，不是仅用数分而效果 显著吗？以上例彼，即知用药过重完全是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