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床中的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由于时代、认识的不同，故治疗主张亦各异。明吴又可主张辨病施治，他说:“万物各有所制，在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所致，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治，能知此物制物，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矣。”清徐灵胎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笼统之谈，其一病之主方主药，茫然不晓。”至于近世，则惟记诵通治方之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而清喻嘉言主张辨证论治，推勘病情，深入细致，用药超越凡俗，不是见病治病，体现同病异治，先生认为：吴又可以辨病为主，知系何病，即用专治此之药，不需“论治”，但废弃了辨证论治这一辨证法思想是可惜的。徐灵胎忽略了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方面，他不知这些是人体与疾病斗争的反映，如果不加考虑，亦即忽视了辨证论治的精神。不过，他批评当时那些只知笼统地应用阴阳气血之说，不求对病的主方主药，而形成记诵通套方的“套方医”，却又是十分中肯的。喻嘉言强调辨?

先生认为:“中医古籍早有独立病名，不过，这些病名由于时代限制，认识与现代有一定距离，今天值得再补充认识，在辨证(病)提高的同时，对施治也得到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