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湘教授认为正气有阴阳气血之分，辨证脏腑经络之别。扶正法辨证，以脏腑经络为纲，气血阴阳为目，纲举目张。他认为，正虚之人，肿瘤一旦形成，最易耗伤人体气阴，肿瘤患者气阴受损者十之八九。他常告戒：“疗肿瘤之疾，气阴不可不顾，气复阴还则病势为顺，气衰阴耗则病势为逆。”治气应服膺于李东垣的《脾胃论》，理虚必谈土，治损取其中，培补中气以资生化之源，补气者，党参、黄芪最为常用，取补中益气汤之意，邪毒内蕴气虚者，刘老擅用黄芪且生用，生用药性甘平力专，取其益气托毒之功；脾胃虚弱者擅用党参，以健脾益气，资生化源，且炒用，取其效速。参、芪同为补气之品，应用各有所长。金雀根素有“野黄芪”之称，具有益气健脾活血之功，为治疗气虚夹瘀首推之品，且重用，量大效佳。益气之品，其性味多为甘温，有助火伤阴之虑，重剂或久服，对热毒内盛肿瘤患者，大有燎原助火之势。在邪毒势盛，正气始虚之际，常配以清热解毒之品以和之清之；正气虚损、邪毒伤阴气阴两虚之际，常配以甘寒养胃之品以调之，使药性平和，温而不助火，热而不伤阴。应用补气药物时，对脾胃功能尤为注意，补气先健脾，使之补而不腻，补而不滞。脾虚夹湿或湿困脾胃者，先以健脾祛湿法，待湿除脾健而后补之。除湿投用苍白术为多，然用术细腻，他十分注重药物产地，收集季节等因素，他认为药物产地不一，受天时地气之禀赋也异。药物性味亦有刚柔之别，湿重者，他选用江苏茅山之茅术，取其温燥之性刚烈，醒脾燥湿之功佳，服之苔化湿除，脾气则健；脾虚湿除者，选用浙江于潜之于术，取其燥性温柔而健脾之功专，用之健脾湿化，得心应手，冬术为冬季采取之白术，集一年四季天时地气于一身，健脾之功佳而宜用脾虚者。“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在运用健脾化湿法时多应用利湿之品，淡渗利湿，导湿下行，使湿邪由下而出。他善用茯苓、苡仁两药。实验证明此二药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实为肿瘤患者湿滞之症佳品。

肿瘤患者，邪毒痰瘀交阻，蕴结化热，最易伤阴，或病程日久，脾胃虚损，化源不足，故肿瘤患者阴津受损者颇为常见。故在临症中，十分注重病人之阴津变化，他认为，阴津之盈亏常预示疾病之险夷。肿瘤患者临床辨证以热症为多，同时在临症中十分注重舌诊。将阴津虚损分为伤津，伤阴和脱液，口干、苔薄而干或舌尖红为伤津，治宜养阴生津法，投以甘寒气薄之品，芦根、石斛、花粉之类；口渴、舌红少苔为伤阴之症，宜养阴法，甘寒咸寒之品并用，投以元参、麦冬、玉竹、黄精等气厚之品；舌质红绛，舌干而瘦，或舌光如镜为阴津枯竭之象，丞宜育阴救阴，非龟板、鳖甲之类血肉有情之品而不救，投三甲复脉汤之类是也，龟板鳖甲不仅有育阴滋阴之功，而且有软坚消结作用。对肿瘤患者可谓“一箭双雕”。刘老根据张景岳阴中求阳的理论，常在养阴之品中佐以少量助阳药物，其一可使药性和平，滋而不腻，其二可使药力持久不衰。正如张景岳所说：“善补阴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病有进退之变，症有减退之差，临症用药，随症增舍，随机应变。”刘老应用养阴药物时，虽有养阴生津、滋阴育阴之别，然常因病情变化，病症之需要，有时融养阴、育阴药物于一方，意在加速津还阴复。

肿瘤病因诸多，病理变化多端，刘老运用扶正法治疗肿瘤虽有重气阴之变，然亦不应拘泥于气阴之框。辨证为阴虚血虚者不乏其人。用温阳之剂治疗肿瘤取效者并不鲜见。曾有集附子、干姜、肉桂等大辛大热之品于一方，用大队温热药物治疗原发性肺癌取得显著疗效（《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年11期）。肿瘤临证，气阴之变故多，若拘于气阴而置他症不顾，非良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