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肝硬化证治经验

刘氏根据病毒性肝炎引起的早期肝硬化的临床表现，以邪正斗争为纲，拟分成两大类。一类以正虚为主，一类以邪实为主。其中正虚为主型，主要是阴虚或气阴两虚兼有湿热血瘀者，其临床表现为舌红少苔，脉弦细或弦劲，夜寐不佳，性情急躁，时有头晕、腰酸、衄血、口干等症。主方为沙参、麦冬、生地、鳖甲、丹参、平地木、生牡蛎、碧玉散。兼气虚者，舌胖有齿痕，乏力，便溏，腹胀有下坠感，下肢浮肿，可加党参、黄芪。邪实为主者，多见湿热偏盛，或血瘀偏重。前者症见口干、口苦、口臭，大便溏而不爽，小便短赤频数，黄疸，血清谷丙转氨酶升高，舌边尖红，苔黄腻，脉弦数。方用茵陈、碧玉散、银花、菊花、红花、制大黄、贯众、羚羊角粉；后者症见唇黯，舌边紫斑，舌下青筋增粗，胁痛，肝脾肿大，紫癜、衄血，甚者水臌腹胀。方用丹参、生蒲黄、参三七、制没药、赤芍、泽兰、泽泻、制大黄、水牛角片。有腹水者，酌加腹水草、陈葫芦等利水药。

刘氏认为在早期肝硬化的治疗中以祛邪为急，其所祛之邪，主要是瘀血、湿热和热毒，而重点在于活血化瘀，瘀化则血活而气通，气通血活则代谢正常而邪气自解，正虚自复。扶正不仅在于养阴，更重要的是修复肝脏本体的损坏，方中常用黄芪，《本经》谓其“主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别录》谓其“逐五脏间恶血，补丈夫虚损”，《日华诸家本草》谓其长肉生肌。因此本品治疗本病极为适合。另外，羚羊角、水牛角、鳖甲、玳瑁等，具有清热、养阴、解毒的作用，又为血肉之品，有利于肝脏的修复。故亦多分别选用。

二、久泻用药经验

刘氏治疗久泻，着重于祛邪，正如张子和所说“陈zuo去而肠胃洁”。他十分赞同徐灵胎在《临证指南·泄泻门》中的评语：“若滥加人参、五味，对正虽虚而尚有留邪者，则此证永无愈期”。因此主张在通法的基础上采用清利肠间湿热法，并结合现代医学检查，所见肠间有充血、水肿、溃疡等诸种情况，兼用活血化瘀法，多选用丹参、红花之类。对于腹胀痛，里急后重较甚者，则按“风能胜湿”法，选用防风、羌活、独活等药；或按“陷者举之”法，选用柴胡、葛根、桔梗之属。

刘氏认为在久病泄泻部分病人中，还需审慎辨别。脏寒的部位是脾抑在肾，还是脾肾同病，脏邪是湿热、血瘀、食积等何者偏重。其处方可仿《金匮要略》黄土汤意，以附子、灶心土、炮姜合黄芩、黄连、蒲公英、红藤等以温脏寒、清腑热，温清并用。刘氏还曾用蜣螂虫、蔗虫、地鳖虫等虫类搜剔药磨粉吞服，治愈一慢性结肠炎大便溏而不爽达20年的病家。

三、热霍乱证治

夏日或夏秋之交，有的地区流行上吐下泻之证，主情急重，甚者出现四肢厥冷、下肢抽筋、脱水等危象，中医称之为霍乱，其中包括了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真性霍乱。刘氏认为霍乱最要紧是辨清寒热，一般以热霍乱多见。有的病家即使出现肢冷转筋，仍不可便作寒证论治。必须谨慎辨证，肢冷，尤其是见到口渴、脉数、溺短、躁扰不宁等症时，可能是由于热深厥深而然。若误服热药则病立危殆。刘氏认为此乃热霍乱，可以选用姚训恭《霍乱新论》中所载的连萸解毒汤（制半夏4.5g 生枳实4.5g,黄芩4.5g,白芍4.5g 水煎。黄连1.8g 吴茱萸0.3g 另煎和入上药汁服。证重者倍用黄连、吴茱萸）和王孟英《霍乱论》所载蚕矢汤（晚蚕砂15g 生米仁、大豆卷各12g 陈木瓜9g 姜汁炒川黄连9g 制半夏3g 酒炒黄芩3g 通草3g 焦山栀4.5g 淡吴茱萸0.9g）。霍乱后余邪未清者，则用王氏驾轻汤：鲜竹叶12g 生扁豆12g 香豉9g 石斛9g 枇杷叶9g 橘红3g 陈木瓜3g 焦山栀4.5g。早在1924年夏秋之际，江苏淮安乡间流行此症，刘氏依照以上方药治疗，挽回了很多因误服热药而至危重的病人。

刘氏治学对《内经》钻研颇深，尤其推崇《灵枢》，而对《难经》，则认为其弊多于利，有些方面甚至将中医的理论引入歧途。刘氏博学强记，被誉为“活字典”。在学术上勤于思考和探索，绝不人云亦云。他治学严谨，曾多次引用顾亭林的话“凡著书立说，必为前人所未言而为后人所必需者”以告诫后学。刘氏从事临床医疗及医学教育长达65年，兼通医理与哲理。勤于思考，悟出了中医学的三大规律。即：⑴生理活动规律——阴平阳秘（消而不偏衰，长而不偏亢；相生相制，自动调节）。⑵病理变化规律——邪正斗争（内出之病多不足，外入之病多有余等）。⑶中医临床学规律——辨证论治（识别阴阳，审证求因；祛邪以安正，扶正以祛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刘氏强调通法祛邪在久病治疗中的作用，善于化解古方，突破陈规，扩大古方应用范围，用以治疗多种疑难病、常见病。如用《千金》紫圆治疗眩晕，用《金匮》当归芍药散治疗妇女经漏等，均获得满意效果。还非常重视“血气”的生理和病理，擅长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多种慢性病、难治病，如慢性肝病、久泻、咳喘、心血管疾病等，积累不少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