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于剖析主次见症。

秦氏临证善于抓取主症，搜罗兼症，以主证为线索，以兼症作佐证和鉴别，全面综合，条分缕析，以逮其时其病之症结，如对冠心病心绞痛一病的辨证，即抓住阵发性短暂性心前区掣痛或胸宇痞闷、窒塞这一主症，归其病位在心，病机“主要是气血不利，不通则痛”，同时根据其病多兼心慌心悸、自汗盗汗、疲乏无力、睡眠不佳、面色不华、痛剧面色苍白、舌质或淡或尖部嫩红起刺、脉象或细或大或弱或紧或迟或数或结或促等见症，进而责其病机为心血不足，心阳衰弱；又如对于因晚发性神经梅毒侵害脊髓后根及后柱所致脊髓痨一病之辨证，也是抓住共济失调、感觉障碍、神经根痛之类之主症，据其发生部位多属肝、肾两经循行范围，于是归其病位在肝肾，病机主要为“肝肾精血亏损，筋骨失其濡养”，并据主症中所见动摇不定这一表现而进一步责其病机为兼有命火不足，滋生虚风，又据其时所兼全身乏力、脊背沉重、形寒肢冷、两便失调等见症，乃补充病机为命火亏衰，督脉阳虚，卫外不固，气化不及，同时还据其多兼头晕、眼花、遗精、阳萎等一派肝肾虚象，从而综合其病机为“肝肾虚寒，并与命门和督脉有密切关系”，相类于中医“风痱”之证。也正因为秦氏临证善析病机，故其立法处方无不紧扣病证。

二、擅于兼治标本。

标本含有多义，这里的本乃指病因、病位，标指症状。尽管前人都强调审因论治，然秦氏从《内经》所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散者收之，惊者平之，急者缓之”等治法实依序针对病因、病位、症状而设，又考虑到“病人的痛苦和精神威胁常随症状的轻重和增减而转移”，所以提出临证处方应适当地照顾症状，并将临证处方的组成概括为（病因＋病位）＋症状这一公式，如治疗风寒袭肺、宣化失职所致咳嗽之证，由上述公式即可引出治法为（疏散风寒＋宣肺）＋化痰止咳，选用杏苏散加减，而分解杏苏散的药物组成也恰好符合上述治法，即（紫苏、前胡＋杏仁、桔梗＋枳壳＋甘草）＋半夏、陈皮、茯苓，可见处方在“针对病因、病位、症状三方面用药，应该互相呼应”，而引用成方也当根据这三方面灵活加减之，唯这里“所说照顾症状，是从根本上考虑，标本结合，不同于一般的对症疗法”。很明显，如此处方用药，既可迅速缓解症状，又可同时去除病根，这在临床上颇具现实意义。

三、精于活用成方。

成方是前人经实践有效后而遗留下来的经验方，其中又可分成通治方和主治方，专治一病者为主治方，兼治数病者为通治方，秦氏认为即使运用通治方，也应分析主治、主药，并在认清所治病证的主因、主脏、主证之后，再根据具体病情加减之，即“将原因疗法密切结合症状，便能将通治方转变为主治方”，“只有掌握这些常规，才能出入变化，得其环中，超乎象外”。至于选用专治方，秦氏认为关键不在于主症相同，而在于病因和病位相符，只有这样，才具有加减变化之基础，他正是基此而成功地运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胃痛，用桂枝加黄芪、当归治疗体弱感冒及其所致痛痹之证，并用阳和汤取代小青龙汤治疗风寒引起的顽固性痰饮咳喘之证，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成方的灵活运用，不仅在于加减方面，主要是在理论指导下独立思考，才能在使用上更为灵活广泛”。

四、善于组遣对药。

秦氏认为处方上经常并用当归和白芍、苍术和厚朴、半夏和陈皮等，这都“是前人经验的积累，有根据，有理论，不是随便凑合的”，“值得我重视”。具体地说，一般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为借两种性质相反或气味、功效不同的药物结合，如气与血、寒与热、补与泻、散与收、升与降、辛与苦等，在相反相成中，改变其本来的功效或取得另一种新的效果，诸如桂枝与白芍、金铃子与延胡索、黄连与吴萸、黄柏与苍术、黄芪与防风、红枣与生姜、干姜与五味子、桔梗与枳壳、半夏与黄连等并用，即属此类型；二为以两种药物相辅而行，互相发挥其特长，从而增强其作用，如苍术与厚朴、豆豉与葱白、黄芪与防己、人参与附子等并用，则属此类型；三为以性质与功效类似的两种药物同用，藉以加强药效或兼顾有关脏腑，如党参与黄芪、龙骨与牡蛎、青皮与陈皮、苏梗与藿梗等并用，又属此类型。有鉴于这种对药配伍巧妙，能加强药效，扩大治疗范围，故为秦氏所喜用并力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