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用药应当眷眷以正气为念”，也是邵教授主要的学术观点之一。《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按现代医学语言：正气是人体的抗御病邪，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物质，包括自身的调节功能和既病之后的康复能力。机体的防卫机能、组织修复、机能代偿、免疫功能等，都属中医正气的范畴。故应此而言，人之所以患病，皆因正气虚而致。为医治病用药必须重视正气，“衰者补之，损者益之”，因此邵教授治病尤为重视扶正，而且选方用药则力求避免过于g伐正气。譬如对容易反复感冒或经常肺部继发感染的易感病人，邵教授认为致病的原因主要是这类患者往往自幼体虚多病，不耐六淫、时行病毒的侵袭，又常常医治不当，如过用或滥用抗生素等原因，g伐正气太过，使得原本禀赋不足，虚弱之肺脏更加亏虚；或因素体多汗易汗者，皮毛腠理疏松，邪气易由外入内，折伤肺气；抑或由于素体脾胃亏虚或因病使脾胃受损，使脾失健运，化源衰少，精气不能上输于肺，则母子同病，也是肺气亏乏难复的一个主要原因。基于以上的机理，主张对于这几类患者应多采用一些“补肺之气”、“固肺之合”、“强肺之母”的方法，使肺气充实，以增强抗邪能力。临床上邵教授通常用“参芪汤”及“玉屏风散”补肺之气、固肺之表；多汗易汗者则在补肺的基础上再加糯稻根、麻黄根、瘪桃干、淮小麦、五味子等敛摄止汗以“固肺之合”，其中以60g大剂量糯稻根煎汤代水尤为特色，对小儿多汗易感者效果极佳。因为小儿脾胃亏虚，病后营卫失调而虚汗淋漓，因汗致腠理疏松而容易受邪感冒，而糯稻根能补肺止汗，又能健脾益胃，且性味甘平易为儿童接受，所以用大剂量煎汤代水以扬其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脾虚者则“强肺之母”，用六君子汤加减或丹溪的“参术汤”来培土生津。根据表虚易感者的发病特点，急性发作时先及时治标，一旦邪势减弱，症状减轻时便渐进扶正，使正气来复，以助药力逐邪外出；邪清后，更要不失时机的筑篱实内，以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使肺强而邪不可干。此外，临床还时常碰到一些患者“咳”、“痰”、“喘”等症状，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追问病史，则素有胃疾，或感邪致病后，出现胃纳呆滞、脘腹胀满、大便不实或泄泻；又苔见白腻或黄腻，脉细濡。邵教授便考虑是由于脾胃素亏，或因受邪致脾胃有累，使津液不归正化，形成痰湿。而“湿性粘滞”，恋邪碍正，所以看似顽疾，病程缠绵。对于这类病人若在治主症的同时“佐以治脾”，加用健脾燥湿的四君、六君、二陈汤、平胃散、参苓白术散等祛湿又不伤正气的方药，使得湿化，正气振作，取效明显。再如邵教授用自创“三桑汤”(桑白皮、桑椹子、桑寄生)治疗虚证咳喘，正气振作，取效明显。他认为人之呼吸以肺肾为本，还必须靠肝的疏泄功能相助。虚证咳喘主要是由于肺虚痰郁，肝肾不足引起的。既然是虚证，用药当缜密，以虚虚之戒。方中桑白皮清肺降气，李东垣谓：“桑白皮，甘以固元之不足而补虚，辛以泻肺气之有余而止咳”；桑椹子补肝肾之阴，又不过于滋腻碍邪；桑寄生补肝肾、强筋骨，又能祛风湿、通络活血；三药相配，攻补兼施，攻不伤正，补不敛邪。若偏于痰郁肺阻，可加清肺化痰的平地木、冬瓜子、瓜蒌仁等，或加温肺化痰的苏子、前胡、半夏等；若偏于肝肾不足，则加调补肝肾阴阳之品，如附子、仙灵脾、补骨脂、巴戟天、杜仲或女贞子、枸杞子、首乌、山茱萸肉等；更多时采取阴阳双补的方法，其旨源于张景岳所云： “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总之，见虚不补或恣意伤正，势必久而成损，加重病情，乃为医之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