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辨病与辨证灵活结合

中医治病的主要手段是“辨证论治”,所以“证”为中医精华所在,但西医对证不了解很难接受,这样既影响中医事业发展,又影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沈教授为此进行不懈努力,以大量的临床实例和科学实验,取两种医学理论体系之长,认为对于某一个病种或某一个病人,在深入了解其病因、病理、生理、生化的特殊变化以及疾病发展中的证型演变,从中、西医两个方面理论高度辨别剖析,在病与证处找结合点,取长补短,明确现象与本质,从病证处找结合点,或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病证互参,能有效地提高临床诊治水平。如无黄疸型迁延性肝炎或慢性肝病是内科常见病,多见病毒感染后肝细胞炎性肿胀以致肝内血流不畅肝脾肿大等病理变化,目前西医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采用保肝姑息疗法,许多患者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发展为肝硬化。中医认为肝病是由于湿热内蕴,或肝郁气滞致气血运行不畅久之可入络形成症瘕结聚。沈教授认为肝病多由湿热蕴结肝胆引发,湿热之邪又易耗气阴,气阴受损使肝病愈加缠绵难愈,久则症瘕结聚形成。湿热之邪不去,患者难以康复,针对这种情况,沈教授根据中医治病求本的治则,舍病从证,确立清热利湿、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法则，辨证用药。若迁延性肝炎或慢性肝病兼有活动性变化ALT升高者,临证以湿热多见,当先清热利湿,用龙胆泻肝汤或丹栀逍遥丸加垂盆草、板蓝根、茵陈、虎杖、广藿香等,待ALT降至正常,湿热化解后再选用补气的党参、黄芪,养阴的鳖甲,补血活血的当归、丹参,清热燥湿的苍术、陈皮,如B超提示肝内光点增粗密,或有肝硬化,或有脂肪浸润趋势,取《金匮要略》下瘀血汤之意，或选桃红四物汤,加软坚的鳖甲、炮山甲、牡蛎等药调治。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活血化瘀药具有抗纤维化作用。按上法进行治疗病情往往能得以有效控制,有部分患者还能在短时间内肝功能恢复。再如慢性肾炎与肾病综合征的增殖型、混合型,在中医辨证归属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为多见,但按此证论治,在消除蛋白尿的效果方面收获甚微。然而通过从西医对其病理认识是由于肾小球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以致管腔狭窄,并有纤维蛋白栓子的阻塞等变化。虽然其临床并无明显瘀证的现象,但从其病理机制来分析其有瘀证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舍证从病,用活血化瘀兼以清热凉血法治疗，使尿蛋白流失得以明显改善。

沈教授以西医的“病”为径,中医的“证”为纬,在径纬交叉处找到中西医结合点,提出辨病和辨证灵活结合的学术观点取两种医学理论体系之长,或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或病证互参具体方法,一方面改变中、西医简单相加局面,更重要的是弥补中、西医对疾病认识的片面性,有效地提高中医识病与治病水平,同时为发展中医，开创中西医结合道路及形成中西医结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有机结合

中医辨证着重于功能方面来认识。沈教授认为任何功能改变必然以形态、代谢改变为基础，“证”亦必有其微观的表现和物质基础，功能与形态、代谢是统一的。如何从功能改变证实形态、代谢改变，从而阐明“证”的物质基础。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沈教授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先进技术，微观地认识机体的形态、代谢变化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在中医的宏观辨证基础上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综合多方面微观辨证的信息，从而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如对于哮喘防治研究中，沈老师发现有些哮喘患者无肾虚的临床表现，但其肾上腺皮质有类似肾阳虚隐潜性变化，故其本质仍属肾阳虚范畴，采用温补肾阳方法后，有效控制哮喘疾病复发。

微观辨证介入中医领域,不仅弥补宏观辨证靠肉眼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也是治病求因、治病求本更为具体化一种有效措施。而且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纵深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证”本质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方法。沈教授的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有机结合学术观点，是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其丰富辨证论治内涵，使辨证论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以肾本质研究为核心，发扬中医整体调节优势

沈教授自50年代始,从异病同治方法中找到肾阳虚证的物质基础¨D¨D尿17羟含量低下,初步说明肾的功能的变化是有物质基础的,同时亦提示维持人体肾上腺皮质激素正常地合成、分泌、代谢很可能是中医肾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一发现是开创了中医脏腑本质现代研究的先河；60年代按照逆向思维方法逐步证实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存在不同程度功能低下,表明了“证”亦是有物质基础的,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到70年代在垂体－肾上腺轴变化中创立“阴阳常阈调节论”学说，阐明阴阳对维持或调节机体动态平衡作用机理同时论述阴阳平衡须建立在正常的阈值之上,证实阴阳有其物质性及其规律性；80年代再从同病异证组的对比方法中论证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轴也存在不同层次功能紊乱，证明了肾阳虚证不仅表现为肾上腺轴功能紊乱,而且在多个靶腺轴的不同环节有不同程度的隐潜性变化,由此推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可能在下丘脑或更高中枢。同时以老年人和肾阳虚证者在两个靶腺轴上的对比研究结果提出衰老是生理性肾虚、未老先衰是病理性肾虚的学术观点，这一观点对补肾药抗衰老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方法;90年代最终引进当今最先进的分子生物检测手段,以三类不同药物验证的对比方法,确立肾阳虚证调控点定位在下丘脑（或更高中枢）,这一观点再一次论证了“肾阳虚证”有特定物质基础。同时也阐明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增添中医说理的工具,更重要是促进中医现代化的发展,使中医能用科学的语言与世界医学交流,使中国传统医学走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