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传统的“辨证论治”升华到现代的“识病治本”

王玉润教授在他大半生的医学和教研过程中，一贯主张和进行临床治疗和实验检验两者对照比较，以此在各个阶段进行总结，使认识不断地提高和深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一丝不苟地对患者不同症状、体征等临床见症，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述，尤其注重实验室主要指标的显着改善同患者外观变化的吻合情形。他重视以理论指导实践。在治疗和实践过程中他注意排除某些偶然因素如自然痊愈或他药效用的可能性，使临床和实验所获得的资料尽可能的客观真实。

王玉润教授十分推崇人类的最新发现和最新科技成果，并尽可能地将它与自己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尽可能地将能利用于自己的临床和科研的最新科技成果，结合应用于临床和科研，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和为病人的健康造福，40年代他就创办了“中国医药化验所”和“药理研究所”，坚定不移地走临床同实验、经验同理论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道路。

大凡对研究对象发展的重新评估，通常跟它的科学知识由经验形态变换为理论形态有关。18世纪物理学，处于臆断与实验相结合的阶段。当人们对其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破除了流行于整个中世纪的“大宇宙和小宇宙基本相似”的经典世界图景之认识后，物理学才摆脱了经验形态而转换和建立了理论形态。早年一位父辈温病名家的死于“温病”、一位至亲的表弟陈正明的死于“湿温伤寒”，使他痛切地感到固守中医老的诊治方法已经不敷客观的需要。王玉润教授对于父辈和自己切身经历的惨痛教训他一生都难以忘怀和释然，因为只辨证而不辨病，哪怕辨证如何精细，但终究不能挽回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的生命。他无法谅解自己的无知和浅陋。对于往事的回顾总结、对于最新知识的如饥如渴的追求，以及通过实践检验和实验研究，他终于破除了对于原有经典理论的迷信。他认识到只有结合中西医和发挥两者所长，取长补短，才能切实提高诊治效果，对患者带来实际的利益。特别是通过“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研究”过程，他的认识达到了理性的飞跃，从而揭示了“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王玉润教授提倡识病治本，不是淡化中医的辨证论治，而是更加强调辨证，强调由表象之“证”深入到本质之“证”，更强调相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要求用合乎实际客观情况且是恰当的单数形式，替代原有的类推、仍带著很大思辨特性的复数形式，从而克服 “证”的泛化根源。

王玉润教授的识病治本，不仅重视辨证，而且更加重视论治；不仅要求认识针对性的致病因子、组织病理变化和药理机制，而且要求提出针对性的基本治则以及发掘针对性的高效方药（包括遵循中医药规律进行创造性的新药研制，他的桃仁提取物合虫草菌丝就是他治病求本在治疗血吸虫病性肝硬化方面的创造）。他还强调对治疗结果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解说，而不是只满足于病人表面症状的改善，因而他主张在临床上要有对照组进行反复的比较观察，进一步在实验中获得与患者疾病转归全过程内临床症状、体征变化相一致的结果。

“识病”是人们从传统的“辨证”演进到现代的认识疾病内在本质联系或规律性的全过程。目前，正处于它的全新发展时期。遗憾的是，目前虽有很多先进的科学仪器与技术帮助人们更客观地认识疾病，但迄今为止仍然尚有不少疾病未能达到真正的“识病”水平。而现在一般称为“辨病”的主要内容，仅是指疾病诊断这一方面而已。

“辨证”的主要依据为临床症候。它通过哲学思辨的途径，用直感方法诊治患者，尚且带有总结的抽象性与模糊含混的艺术倾向。“识病治本”无论是在临床实践中或者理论认识上，都是广集传统“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的精华，加以不断提纯、升华的最终思想结晶。王玉润认为，“识病治本”有着比“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更为丰富的临床知识容量，完全可作为随着当代科技的国际走向、朝世界医学目标迈进的简洁有力的认识工具。抗肝纤维化药物发现的价值是王玉润领导下，一批共同工作的同志在医药科研发展道路上具有历史性开拓意义的建树。它并不说明现在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整个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而是指走出传统医药观念的樊篱获得一种新观念、新方法。

2．治病治本的科学实践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当王玉润教授确定以血吸虫病肝硬化为主攻方向以后，他便整整探索了将近四十个春秋。整个血吸虫病肝硬化专题的研究过程，是一个由传统思维定式、传统中医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向着医学最高境界“识病治本”转变的过程，一个由泛化的“证”的研究向着对“证”的实质进行研究并加以揭示的逐渐转变的过程，一个思想认识逐渐深化、达到飞跃的过程。传统中医学对证的研究，只是靠实践经验和逻辑推理；王玉润对证的研究是为了对证的实质进行揭示，靠的是在严密设计下的科学实验。

王玉润教授的整个血吸虫病肝硬化临床研究过程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方研究阶段。他根据患者体征用攻下逐水法、攻积软坚法进行治疗，同时开始进行有关剧毒药、杀虫药等单方的大量研究和逐个筛选。他通过辨证，根据患者体质用半攻半补法、先攻后补法进行治疗；第三阶段是第二阶段的深化，根据患者在临床上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表现，对第二阶段所分出的虚实两型按病因病机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将实证分为一般、郁热、血瘀三型；将虚证分为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肾阴阳两虚三型，然后按利水化湿、清热泻肝、活血化瘀、健脾温肾、养阴柔肝、温阳育阴和气血两补等治则进行治疗。以上三个阶段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中医的思维定式。其实在这三个阶段，王玉润一直没有停止过通过科学实验和临床验证，对大量的古方和民间验方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一方面，他从实验和临床取得了有关这些方药的第一手资料；一方面，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古典医籍记载或民间流传的谬误，如巴豆、萱草根、雄槟丸等功效逐一加以修正，亦有力地阻止了社会上道听途说的种种讹传。第三阶段，经临床观察，虽然各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以活血化瘀法则治疗血瘀气滞型的疗效最为突出。应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后的患者，尿量增多、腹围缩小、体重明显下降。随访结果亦证实它要比另外五种类型的疗效更为巩固、持久。但是，腹水的复发率依然偏高，症状和体征的改善状况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为了解开用活血化瘀治疗血吸虫病肝硬化血瘀气滞型取得显著疗效的奥秘，进行了第四阶段的研究。

王玉润通过“识病”即对肝硬化证的本质的追求，他清楚地认识到，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在临床上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症候和证型均属标证，其主要病本在肝——由于反复的或大量的感染血吸虫尾蚴后，数量极众的虫卵沉积在肝内门脉的边支和末支，致使大部分边支管腔被阻塞，影响了门脉进入肝血窦，导致窦前的血瘀气滞、血不养肝及肝功能失调；门脉干支附近的纤维化则形成了血吸虫病性干线型肝硬化。以“审证求因”与“治病求本”的中医思想方法为指导，对上述病因病机用中医理论加以概括，就是“肝络阻塞、血瘀气滞”八个字，于是拟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基本治则，就是“活血化瘀、行气通络”。

为了找到最有效的治本方法，王玉润教授从中医古代文献的累累巨卷中，从大量治疗肠道寄生虫、血吸虫、梅毒、疟疾等原虫病和肝脾疾患、淋巴系统疾病的有效方药中，以及从一般剧毒药、色素药、民间流行杀虫药中，进行淘滤筛选和临床验证，最后才找到了一张古方──桃红饮。他以此方为基础方，制成活血化瘀流浸膏，进行辨证论治临床试验和一系列实验研究。经这两项观察，都提示活血化瘀流浸膏可能具备一定程度的抗肝纤维化与改善肝脏血流动力学效应等作用，并见到细胞免疫功能的调整和提高以及肝功能试验也有明显好转。他继续将活血化瘀流浸膏中所含的每味药物分别设组进行三个月的动物模型实验治疗，反复筛选、比较观察的结果，发现了桃仁的作用较明显，与活血化瘀流浸膏的疗效渐趋一致。而后，他又再次把桃仁的各种制剂——桃仁霜、桃仁油、桃仁提取物分别设组进行模型动物的实验治疗，经过反复的对照比较证实，有效部分是桃仁提取物。最终找到了克疾制胜的武器——桃仁提取物。

王玉润教授为了切实解开桃仁提取物对血吸虫病肝硬化在治本过程中的具体作用，采取了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临床和实验研究，他一直试图利用现代科学的某些手段和仪器，包括基础医学的有关指标、病理生理与组织形态学、生化和免疫学等等。他穷以日月，日积月累，获得了描述详尽而且更具体的研究资料，经过认真分析比较后才论定，桃仁提取物对血吸虫病性肝内弥慢性纤维组织增生引起的“肝络阻塞、气滞血瘀”有明显治疗作用。再通过实验研究审证求因，和对于病本的进一步研究，他认识到病证“肝络阻滞，血瘀气滞”背后的实际意义。即桃仁提取物抗肝纤维化的药理，是通过提高肝组织胶原酶活性，促进肝内胶原纤维的降解这一途径来实现的。肝纤维化一旦发生逆转，致使肝内纤维含量减少，就极大地改善了肝脏供血状况，又进一步促进了组织内的蛋白合成代谢旺盛。这跟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生化、免疫方面的指标变化和腹腔镜检的肝脏表面与电子显微镜下肝组织亚微结构的观察等相吻合。王玉润及其课题组人员，终于揭开了晚期肝硬化的转归机制和桃仁有效成分中断纤维化自然病程药学原理的神秘面纱。这是王玉润教授的识病治本学术思想在生命科学亚微结构水平上的具体实践，也是王玉润教授在中医学走向现代化目标进程中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建树。

王玉润教授临床研究的阶段性发展，既反映了他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又反映了他的临床研究是在理性之光照耀下，即在新目标和新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展开和发展起来的。如果与他后来的科研成果联系起来思考的话，那么更可以看出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的规律性。同时，还可以反映出他的科研思路是如何在各个阶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也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因而也印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论和认识论的客观规律：人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总是随着实践而逐渐升华的。

必须说明的是王玉润的工作之所以取得偌许成绩，既与他本人的素质、文化底蕴分不开，又与群体力量的参与是分不开的。王玉润的文化底蕴必须有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于中医文化方面的深厚基础，一是西方医学方面的广泛知识。而且还要求他带领的课题组必须形成一个知识互补、群策群力的攻关群体。

作为科学探索者，王玉润总是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总是在不断地搜寻和探索新的研究课题，不断地扩大战果。1981年开始，王玉润应邀出访并进行学术讲演和学术交流，他的学术报告《中医药如何走向现代化》、《抗肝纤维化的中药研究》等，在各国医学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同时，信息反馈又深化了他对血吸虫病肝硬化专题的研究，使他在血吸虫病肝硬化专题的基础上开始扩大搜索目标，进行以血吸虫为诱因的各种肝硬化的研究。

3．识病治本──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识病”的主要依据是对疾病发病原因、发病经过、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变化、生化代谢变化、免疫学改变以及预后等的研究和认识。“识病”是从传统的辨证过渡到对疾病内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的认识的全过程。辨证主要依靠的是对疾病临床症候的哲学思辨性的归纳，用的是直观方法诊治患者，具有逻辑推理的抽象性和模糊含蓄的艺术倾向，好象文学艺术中的朦胧诗和写意画。

“治本”，要求在明确真正的致病因子和认识到机体内环境已经遭到破坏和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的前提下，重视驱除生物有害因素，中断自然病程的某些环节，帮助机体受伤单元重建局部和整体的协调和依存关系。

识病治本，无论在临床实践上还是在理论认识上，都是集中了辨证论治的精华，并加以不断提炼和升华。它比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具有更加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容量。它的容量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加而丰富多彩。

识病治本──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了人类最进步的对待疾病的思想方法论。

“识病”是从传统的辨证过渡到对疾病内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的认识的全过程。为此应该采用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仪器和设备；然后是治本。要求在明确真正的致病因子和认识到机体内环境已经遭到破坏和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的前提下，重视驱除生物有害因素，中断自然病程的某些环节，帮助机体受伤单元重建局部和整体的协调和依存关系，以解除患者的痛苦，拯救患者的生命。综合“识病治本”的意义，在于：认识真正的致病因子、机体组织病理变化和药理机制，从而了解并提出针对性的治则，发掘最有效的方药。

王玉润早期与后期在有些场合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提法不同，有时提“辨病论治”，有时提“识病治本”，其实两者意思完全一致，它的微妙不同是，前者代表了早期思想，强调的侧重点更在于“辨”，辨病是论治的条件和基础，大约没有脱离传统中医理论思维和概念的范畴，而后者代表了后期学术思想，强调的重点在于治，治是手段，治病是目的。为了达到治好病的目的，必须调动一切有利条件、积极因素。因而识病治本所体现的精神更具理性，更带有现代化的时代特色。

识病治本，无论在临床实践上还是在理论认识上，都是集中了辨证论治的精华，并加以不断提炼和升华。它比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识病具有更加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容量。它的容量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加而丰富多彩。识病治本，代表了人类最进步的对待疾病的思想方法论。

英国医生琴纳（1749～1828年）发明的牛豆疫苗、法接种术、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创始人巴斯德（1822～1895年）发明的减毒术、德国细菌学家科学家开尔美特（1863～1933年）和介林（1872～1961）发明的卡介疫苗、苏格兰细菌学家福莱明（1881～1955）发明的青霉素（1929年）、华克斯门（1888～）发明的链霉素（1948年）、美国病毒学家赛平（1906～）发明的麻疹注射疫苗，这些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曾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为人类立下了无上的丰碑，同时，为人类开启了一道识病治本的光辉，因为他们的成功正是世界医学发展趋势──识病治本的必然结果。这些医学成果并非都是医生们所取得，而是由许多从事边缘学科的科学家所发明的。这正说明识病治本是汇集了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各门学科最先进的科学成果，来为人类服务，来维护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也正说明识病治本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