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袭承上海市松江县世医张友苌先生，宗法医圣张仲景，而兼采诸家之长，融会贯通，继承了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他精于脉理，善于凭脉以洞察症结，判断疑难。治病则主张“祛邪为主”，无论急慢性病，不滥于进补。他认为临诊如临阵，用药如用兵，主张用主动战术。病邪不去，即用重补也于病无济。但他也不排斥“补法”，主张临诊首辨“证”之虚实，遵循经旨，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他对仲景方药的研究，特别精深，且善于活用，尤长于集中药力打优势战。思路清晰，辨证准确，用药精当。处方虽药味不多，却君臣佐使，各有功效。如治太阳病，常以麻黄、桂枝、葛根等数味而奏效。他最反对处方时堆砌药物，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失去重点。因此，他被誉为“经方派”医学名家。

夏氏学术观点开明，虽推崇深研古典，活用古方，但反对守旧复古。他不讳中医之短，不妒西医之长，主张扬长避短，各取所长。故以花甲之年而认真学习西医知识，临床诊疗，重视科学检验，与西医密切配合，进行中医辨证施治，他努力探求中西医结合的新路、尽量用现代医学观点分析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善于以唯物辩证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受西医及中医同仁赞扬。早在60年代，他就大胆探索中药剂型的改革，和科室同仁共同拟定清热解毒药方，与上海中药一厂合作试制“抗601”针剂，用于治疗上感、发热等疾病，取得与西医消炎药相似的疗效，这是中药改革的初步尝试，也足资以说明夏氏的革新求进的开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