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的见解

中医界存在着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由来已久。章氏认为这种派别的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主张阐扬两家之长，而反对互相排斥。章氏虽服膺曹颖甫先生用经方的经验，但他曾说：“师治病，非仲景方不用，予虽立程门，有负期许。”他主张博采众长，不必有经方、时方的界限；对各家的特长，理应兼收并蓄。他认为金元四大家中，河间主凉，子和主攻，东垣主温补，丹溪主滋阴，分之则抱残守阙，各执一端，囿于前人之一方一法，合之而取其所长，则可随宜而施，只要胸有成竹，处方用药便能得心应手了。他说：“读古人书，或臧否人物，切不可割断历史，最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丰富的临床经验，来扩大自己的眼界，增加治病的疗效。”又说：“《汉书·艺文志》方伎四家，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经方之所以成为学派，乃当时对待医经家而分的，汉时任何学问，都重师承家法，医学当然不能例外。到了宋代以后，医家用《医经》的理论解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谓经方、医经两家的界限，已不复存在了。仲景书确是大经大法，它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法则，不但为热性病的治疗定出了许多处理方法，而且也可以推广运用于一般杂病，为中医整体疗法奠定了基础，在医学上的贡献极其伟大。自叶天士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充实了许多辨证方法与治疗方药，成为温病学派，这本是经方的进一步发展。他以卫、气、营、血作为辨证纲领，也并没有离开仲景辨证论治的规矩准绳，因此必须肯定伤寒、温病学说之不可分割。温病学说原不反对施用仲景方，也并不务求清淡轻灵，说明经方与时方的界限原不存在。”到了解放以后，伤寒、温病两派之争，犹未平息，他就大声疾呼地说：“在这两种学说的矛盾中求得统一，才能对多种热性病的辨证与治疗，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抒它们对立起来，各立门户，判若鸿沟，我认为这种现象，在这新时代里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时至今日，伤寒、温病两派的无谓之争，似乎已经不再存在，这可说是一大进步，章氏开风气之先，其功实不可没。章氏在中医学术问题上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如果他的医学思想可以作为一个学派的话，那末，不妨这样说：他的特点是以“不派为派”的。他对仲景所说的“博采众方”，最为服膺，平时对这方面努力较深，故在临床上能取得显著的疗效，决非偶然。

二、对中西医学的看法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是章氏在五十年前对中西医学问题的基本看法。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章氏认为：中西医互有短长，应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同样不应该有门户之见。他极力主张在中医学院里设置现代医学课程，使培养出来的中医新生力量，熟悉现代科学知识，这样可以更好地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认为医生治病，既要看到局部，也要看到整体，既要治病，又要治人；中医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治病首先从整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但如果兼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诊断，加强对病原病灶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了。章氏认为：惟有如此，才能使中西医学逐步地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扬祖国医学的长处，提高疗效。他主张在必要时应采用双重诊断和双重治疗，甚至强调说：“科学的诊断应无条件接受，现代的新药应有条件选择。”他在临床上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进行工作的，认为这样做肯定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好处。

三、对祖国医学基础理论的探讨

章氏对于祖国医学基础理论的看法，是决定于他的治学方法的。他认为治学和治病一样，贵在一个“辨”字。经方家的所谓“辨”，医经家的所谓“揆度”（度病之浅深）都要有逻辑思维的头脑，要有客观的分析方法。祖国医学长于辨证论治，有很多朴素的基础理论，都是从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朴素的理论，特别是从这些理论中引伸出来的许多治疗原则和由此而形成的治疗规律，由于它们都是符合实际，能正确地指导临床，所以都具有珍贵的科学价值。章氏对于五行问题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他并不反对把“五行”作为古代的一种脏器相关的和治疗措施相关的理论来研究。例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的理论，其总的涵义原是十分朴素而精辟的；王冰提出的“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这一治疗方针，在临床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如滋水涵木、培土生金、抑木扶土、泻火清金等等有关治疗措施的一些术语，都是从五行生g的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应探求其实际意义，说明其应用范围，只要结合临床具体情况加以运用，原属未可厚非。但他不赞成离开疾病的具体情况，离开人体脏器多种复杂的有机联系，把固定不变的公式视为金科玉律，用机械的推算方法生搬硬套，将前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实践经验，反而推回到玄学的深渊里去。他认为最使祖国医学蒙受不洁的是玄学的外衣，必须清除这种玄学外衣的束缚，来发掘其合理的核心，否则祖国医学将坐是而不彰。因此，他曾提出五行可废的议论，显然是有感而发，其用心是良苦的。

四、重视单方、验方，用药以“验”、“便”“廉”为第一要义

章氏认为：作为一个人民医生，应效法走方郎中的大众方向。验、便、廉原为铃医的三字诀，能贯彻此三字的精神，也就能提高医疗的质量。“验”是讲求实际疗效。他主张除钻研各家方书外，必须留心单方验方。他说：“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录，其位亦与仲景同等。”他有时路过农村，遇农民求诊，急切间无药可觅，便就地取材，常用马齿苋治赤痢，百草霜治泄泻，脱力草治失血，无竺子治百日咳，车前草治浮肿，竹沥涤痰通便等等而获良效。他又认为中药里面有各种丸散膏丹，品种既多，取用又便，疗效极好，有很多是值得推广应用的，而今反多鄙弃不用，很是可惜。他不但经常应用成药取效，而且对大部分慢性疾患无成药可用时，便配给自订的散剂、丸剂，嘱患者常服，收效既较煎剂良好，也节约了许多人力物力。他又认为同样一个处方，煎法服法亦很重要，如果运用得法，就能增加疗效。例如桂枝辛香，必须后下；大黄涤热，宜乎浸渍；鲜生地用来止血，应捣汁吞服；阿胶珠用来止血，则噙化较入煎更佳。章氏治中风血压高，以及肺出血不止者，常用冷罨法。他认为外治法的作用很大，他曾这样说：“古代所传的外治方法，近世已不复措意，以致治疗范围日见狭窄。考仓公治甾川王头痛身热烦满，以冷水拊头，未尝药也。西医治热盛神昏，惯用冰囊，其实中土早有此法，仓公当时设有冰囊，亦必用之无疑，惟在于用之是否得当耳。”章氏又认为做一个临床医师，汤头歌括必须熟读，经方时方，可以择要选用。对无歌括的方剂，随时编成歌括，背诵烂熟，随证加减，用药可无驳杂拼凑之弊。但熟读汤头，又必须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方是由博返约之道，若以汤头歌诀视为行医的捷径，便是舍本而逐末了。“便”是便利病家。他主张在疗效相等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简便的方法和易办的药品，反对过去那种舍弃简便良方而不用，大开其药品难觅和手续繁复的处方，造成病家不必要的麻烦，这样故炫神奇，只能惊愚骇俗，实不足取。“廉”是减轻病家的负担。他反对过去那种迎合有钱人心理作用，不是无原则的滥用贵重药品，便是处方动辄二、三十味，使病家产生“药贱不好，药少不灵”的错觉，流风所及，便无端地加重了病家的负担，又浪费了药材，对病人更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