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成功的名医，诚然需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从前人的肩膀上汲取祖国医学无比深厚的精华，但没有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指导，那也是无法达到兼收并蓄，融汇贯通，发展壮大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在研究理论生物学时首先提出的系统科学，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系统科学虽然没有哲学那样高的普遍性和世界观的意义，但由于它的横向学科性质，从某一侧面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知识中共同性的东西，从而能够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发挥它的方法论作用。四十年代，美国贝尔公司在发展微波通讯网络时，首创了系统工程学的名称。六十年代，美国电子工程师学会设立了系统科学委员会，至此，系统工程已形成一门学科。七十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系统工程进入到解决和研究更复杂的系统－－社会工程，并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

我国从五十年代中期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主持，开始了系统工程的研究。八十年代，先生有幸与钱学森博士会见，对钱氏渊博的学识非常敬仰。现在，不但有一大批系统工程的专业联合会，还有一大批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等等正在各个临域从事系统理论的探索研究和开发应用。

可以这样说，系统科学是一种观察问题的方式。作为它的研究对象，不但各个要素的联系、要素与系统的联系，而且系统和环境的各种联系、现在的联系和状态与未来的联系和状态等等，都被纳入了考察问题的参考系之中。因此，系统论研究的主要不是“物理”而是“事理”，包括着人的因素的“事理”的联系。

现代科学表明，物质世界普遍具有系统形式或属性。整个自然界，从微观粒子到宏观天体，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原生生物到人，一般地说，都是由部分组成，而具有一定层次和结构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即系统。生命机体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系统，因此，系统论对人体科学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价值。现代医学已从分析时代逐渐转向“系统中心论”，如神经内分泌学说、应激学说、免疫学说、受体学说等等，从不同方面揭示出人体的统一性与集成功能。人们的思维，开始从细胞、分子等“实物”转移到微观与宏观、结构与功能、物质与运动、人体与环境等种种“关系”上来，医学已走向“辨证综合阶段”。

先生非常重视系统科学的发展及其与中医学理论的相关性。认为：系统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整体性”、“巨系统”、“母系统”、“子系统”、“多层次观念”、“加和性与非加和性”、“综合性原则”等，在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天人相应”、“三因论”、“脏象论”、“元气学说”、“辨证论治”等等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某种原始思想。早在八十年代，先生就应“光明日报”之约，撰写一篇“中医学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总趋势相适应”的文章，并得到北京有关人士的好评。系统观念也包括生物圈的概念，医学气象学研究的兴起，使天人相应的观点得到重视。先生八十年代与上海中医学院有关专家合作，进行了日全食对人体有无影响的观察研究，主要负责观察日全食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心电图、血压、症状的影响，客观地揭示了天人相应观点的正确性。此项研究，获得了科研奖。

先生从系统观念出发主张多元辨证，提从多层次、多侧面、多因素、多变量、多方位地考虑疾病的始因与变化。运用系统观念的“关系”，辨人、辨时、辨地、辨病位、辨病因、辨病态、辨病机等等，对疾病的认识不但要看到现在症状，还要了解过去症状，同时要预测未来的症状。就辨证而言，中医有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七情辨证等等。医者，必须整体出发，全面审察，统筹考虑，优化选择，不能执一而论，失之偏颇。在多项式的辨证过程中，必然导致运用综合调节原则。疾病是复杂多变的，证候的显现有真象也有假象，故有“舍脉从症”和“舍症从脉”的理论。还有，在治症、治病、治人上，何者为先，何者为急，都必须在系统整体观念上，采用综合的原则去认识疾病，分析疾病，处理疾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其本”，这个“本”是指凡属一切造成这疾病的因素的综合性名称，治其本也就是综合调节，使生命回复到一定的轨道上。

先生对疑难杂病尤宗综合调节，采用温凉并进，从本施治的方法。如曾治风湿性心脏病伴心肾衰竭，见全身浮肿，心悸气促，腹胀难忍，不能平卧，小便五日不利，舌质暗红，脉沉细而促。中医辨证阳气衰微，水湿泛滥，气机升降失常。急予扶正与祛邪相兼，理气与化瘀并举，用制附子90克，肉桂、黑白丑、五加皮、白术各15克，生黄芪、丹参、茅根各50克，木香、葶苈子、桃仁、砂仁各10克，大腹皮20克，益母草30克，茯苓60克，红枣5枚。药后小便200-300毫升，效不更方，后水肿退，脱离危险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