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在我国战国时代（公元前500年）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内经》中，就已明确提出了“解剖”的认识方法，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脏器的名称。在西欧古希腊时代（公元前500-300年），著名的哲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都进行过动物实地解剖，并有论着。

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解剖学著作当推盖伦(Galen，公元130-201年)的《医经》，对血液运行、神经分布及诸多脏器已有较详细而具体的记叙，但由于当时西欧正处于宗教统治的黑暗时期，禁止解剖人体，该书主要资料均来自动物解剖观察所得，故错误之处甚多。宗教统治在一千多年中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进步，也严重束缚了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资本主义萌芽，教会黑暗统治的桎梏开始被摧毁，“是一个产生学问上、精神上和性格上的巨人时代”（恩格斯语）。在此时期，人民的聪明智慧在科学和艺术的创作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堪称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以不朽的绘画流传后世，而且所绘的解剖学图谱，其精确细致即使今日也令人叹为观止。该时，解剖学也涌现出一位巨匠——维扎里(Andress Vesalius, 1514-1564),他从学生时代，就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险，执著地从事人体解剖实验，终于完成了《人体构造》的巨著，全书共七册，不仅较系统完善地记叙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和构造，还勇敢地摆脱了盖伦权威的束缚，纠正了盖伦许多错误的论点，从而使他成为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与维扎里同时，一批解剖学者和医生，发现了一些人体的结构，如欧斯达丘司(Eustachius)、习尔维(Sylvius)、瓦罗留(Varolio)、阿兰契(Aranti)、保塔罗(Botallo)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结构至今仍保留在解剖学的教科书中。嗣后，英国学者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提出了心血管系统是封闭的管道系统的概念，创建了血流循环学说，从而使生理学从解剖学中分立出去。继显微镜发明之后，意大利人马尔匹基(Malcell Malpighi,1628-1694)用之观察了动、植物的微细构造，开拓了组织学分野。18世纪末，研究个体发生的胚胎学开始起步。19世纪意大利学者高尔基(Camello Golgi,1843-1926)首创镀银浸染神经元技术，西班牙人卡哈(Rom’onY cajal,1852-1934)建立了镀银浸染神经原纤维法，从而成为神经解剖学公认的两位创始人。

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由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人体解剖学走上了繁琐地孤立静止地描述人体形态结构的境地，使部分学者感到彷徨和失望，认为解剖学已经成为“化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完全看不到发展的前景。而另一部分学者从辩证的自然观出发，开始从机能解剖学、进化形态学和实验形态学等方面，寻求开拓的路径。

随着技术革命浪潮的涌动，近二十年来，生物力学、免疫学、组织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向解剖学渗透，一些新兴技术如示踪技术、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细胞培养技术和原位分子杂交技术等在形态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使这个古老的学科唤发出青春的异彩，尤其是神经解剖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执行“百家争鸣”繁荣科学技术的方针，医学教育和解剖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的进步，其间虽经“文革”十年的停滞和倒退，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执行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政策，创建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解剖学工作者开创了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条件和可能，设备不断完善和更新，条件逐步改善和提高，最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解剖学工作者茁壮成长，正在为振兴中华和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祖国的大业艰苦奋斗，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将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解剖学界。